读斯文，品古文，共赏斯文之美。


 

郭英德，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散文学会（筹）会长，中国明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文学学术史、中国古代戏曲领域的研究工作。
张德建，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古代散文学会(筹) 副会长兼秘书长。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中国古代学术史、明清诗文研究。

中国古代散文，是最具中国文化特征的文学体裁。但当下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格局不够深广，与其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上的地位无法相配。近年来，散文研究呈快速发展的态势，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形成多个研究中心，优秀成果成批涌现。在这种情形的鼓舞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中心与中国古代散文学会（筹）共同创办以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为对象的学术集刊《斯文》，以促进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发展为目标，努力成为优秀散文研究成果的发表平台。
《斯文》（第十二辑）分文体研究、思想史研究、文学史研究、文献考辨、学术漫谈、书评六个栏目，集中呈现中国古代散文研究相关方面的前沿学术成果。

文体研究
论汉赋的空间叙事及其文本功能  /张朋兵
封禅与《文心雕龙•封禅》篇辨疑  /侯金山
孙一奎医案考：医学权威之文学形塑  /蔡九迪 著 杨渝 译
晚明东林学者书序文中的学术调和方式——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中心  /刘洋
清代文话型评点与唐宋八大家实用类古文写作的格套化  /李兰芳
思想史研究
《远游》：道合天地的终极旅程  /印志远
治道与义理：南宋浙东学派对“周程、欧苏之裂”的弥合  /靳晓岳
“通其识，深于文”：吴汝纶的学术理路和文章肌理  /杨旭辉
文学史研究
中国文学中的“物”之精怪  /蔡九迪 著 胡媚媚 译
韩愈诗文本事研究概说  /孙羽津
略论桐城派作家界定问题——以钱大昕和王鸣盛为例  /董根明 陶知行
现代朗读的起点：桐城派诵读理论的“创举”与“融会”——以黄仲苏《朗诵法》为中心  /方 新
文献考辨
“百国《春秋》”考  /梁利栋
《文选》编纂始于普通四年说补正  /陈恩维 张琦
《文心雕龙》称引人名考论  /唐萌
学术漫谈
日记史料与中国史  /八百谷晃义 著 谢文君 译
书评
中国学术传统的“言传”与“身教”——《从师记》读后  /孙少华
总于平淡见天真：《从师记》的文学渊源与文体追求  /师雅惠
入学之径　行远自迩——读刘跃进先生《从师记》  /陈尧
《斯文》稿约
书摘

日记史料与中国史*
八百谷晃义 著 谢文君 译**
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历史人物的日记一直是重要的史料。尤其是近些年，日记史料的整理出版及其研究在中国大陆掀起热潮。这一研究上的流行反映了学界的何种动向？本文拟以晚清史研究的动向为中心进行介绍。
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趋势变化与日记史料
如文首所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从一开始就将日记作为史料使用。从被称为“晚清四大日记”的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中，金梁抽绎出与六百余位人物相关的记述并进行分类，于1934 年出版而成《近世人物志》，这或可视为较早认识到日记史料价值的例证之一。通常认为，“四大日记”中最具历史研究价值的是翁同龢日记。原因在于，翁同龢不仅历任户部尚书等中央政务机构的长官，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时期兼任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等要职，还因其帝师的身份而与光绪帝有着特殊的个人关系，从而成为十九世纪末身处中央政局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实际上，翁同龢日记非常详细地记载了与政权中枢处理政务及重大案件相关的议论情况等等，所以，时至今日，虽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与“中研院”等机构的晚清未刊档案已经得到相当积极的利用，翁同龢日记仍不失为可供复原中央政治过程的重要史料。
这类处于政权中枢的人物留下的日记所具的史料价值，不言自明。比如，对现在陆续公开的《蒋介石日记》之价值，便似无再行说明的必要。为探知政治过程而利用重要人物的日记，也是目前较为常见的史料使用方法。中国近代史研究一贯有偏向政治史的传统，但是，中国大陆的政策转换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变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动向，日记史料的使用与出版也衍生出新的方向。
其中之一，是对因驻外使馆工作等奔赴海外的晚清官僚、知识分子遗留日记的整理出版，代表性刊物是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该丛书于1984—1986 年由湖南省岳麓书社出版第一辑十册。本套丛书收入的三十五种史料，主要包括旅居欧洲的郭嵩焘、薛福成和访问日本的王韬、黄遵宪等人的日记与见闻录。正如“走向世界”这一标题所示，本套丛书可以说是很好地传达了被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第二启蒙”的1980 年代的气息。以“走向世界丛书”为代表的、对外国旅居日记的整理出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外交史、中外交流史研究的史料状况。①
还有一种，也是本文想要重点介绍的，即中国史上因社会史兴起而带来的研究视角的变化与“新”史料的发现、出版。众所周知，社会史研究领域诞生于欧洲学界，1920—1930 年代始进入中国。但是，1949 年以后，近代史研究的重点放在以阶级斗争为主轴的政治史、经济史，加之社会史自身也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学问，中国大陆并未承认社会史研究领域的独立地位。同样是在1980 年代，这一停滞的状况开始发生改变。首先，198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设立了文化史研究室，②1986 年，中国首次召开全国规模的社会史专题研讨会，即“首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此后，中国史学界积极谋求社会史研究的发展，今日的社会史已经成为本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一翼。
二、社会史的兴起与日记使用方法的变化
社会史的兴起，也引起中国史学对日记史料使用方法的变化。首先，一直以来，对著名人物日记的使用都是出于研究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的考虑，而今可以看到的是，日记中与社会生活、日常生活等相关的记述也开始得到关注。当然，在社会史成为有力的领域之前，如此使用日记进行的研究也并非没有。例如，1970 年香港中文大学刊行的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就利用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以经济面为中心研究并展现李慈铭在1863—1889 年间的生活状况，足可视为当今社会史及作为其分支的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先驱。类似的研究在今日已非罕见，如通过前述的翁同龢日记复原晚清时期北京的降水、沙尘暴或是换季更衣的状况，也出现一些通过其他高官的日记探讨时人痼疾及其相关对策的研究。
再者，是对绝非著名的人物所留存日记之史料价值的“发现”。若要了解当时社会生活、日常生活的原貌，政治高官或思想、学术精英留下的记录未必是最佳史料，反倒是“普通”人的记录更有价值，这样的情形大概不难想见。如果从这个角度考察日记史料，那么，现在看来，刘大鹏《退想斋日记》③的出版或为昭示学界趋势变化的象征性事件。刘大鹏于1857 年生于山西省太原县，1942 年去世，生前除去几次外出旅行，一直生活在山西。从1890 年开始，刘大鹏的日记书写持续了51 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退想斋日记》乃从其现存41 年的日记中摘录而成。刘大鹏是清末山西省咨议局议员，中华民国时期任太原县议会议长。终其一生，刘大鹏在太原本土社会无疑是具有一定地位的人物，而在山西省则毫无政治、文化影响力可言，遑论全国。但是，这部日记在探知晚清民国时期山西社会变化及风俗，或是在了解那些最终未能成为政治、思想精英的乡居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见解方面，却是当今学界非常重视的史料。例如，我们至今往往片面强调现代化带来的积极影响。刘大鹏于1884年成为举人，会试却数度落第，直至科举废止。如此不幸的遭遇，让刘大鹏对科举改革及最终废除，形成了与今日学界的后见之明不大相同的看法，而这类观点则成为质疑“近代化= 好事”之价值观的绝佳材料。于是，《退想斋日记》的“发现”与出版，不仅清楚地表明学界流行趋势从政治史到社会史的变化，也为当今学术界存在的一种潮流—即不将制度的现代化与革命的积极价值作为预设的前提—提供了重要的材料。④
近年来，刊行像刘大鹏这样于国内声名不显的人物的日记，已成为中国大陆日记史料整理出版的一大特色。例如，中华书局“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此前整理出版了翁同龢、王文韶、郑孝胥等政治显要人物的日记，却在2018—2019 年出版了浙江省温州市图书馆所藏赵钧、刘绍宽、符璋、林骏、张㭎等人的日记，这些人无论在国内还是本土皆不居高位、寂寂无名。此类人物日记由中国人文类出版社的代表中华书局出版，当然也有重要人物的日记几乎皆已出版、地方政府积极支持在地文献的整理刊行等方面的原因，但也并非与前述的学界趋势毫无关系。
在近年的日记史料整理方面，江苏省凤凰出版社⑤“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自2014 年开始，该丛刊每年出版一辑十数种文献，2023 年已出版到第九辑。该丛刊旨在整理出版1840 年至1949 年间所产生的日记、书信、文集等史料，它们大都未便利用，或鲜为人知。该丛刊目前已刊行的文献中，半数以上都是日记。其中有著名人物的日记如第五辑的《袁昶日记》、第六辑的《江标日记》等，也包含因与特定历史事件相关而广为人知的日记，有因记载戊戌变法相关之重要信息而闻名的第四辑《唐烜日记》等。虽然人们已经知晓这些日记的存在，但它们往往以稿本的形式藏于各地图书馆，或仅被大型影印本如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藏抄稿本日记选编》全六十册⑥等收录，并非便于利用的材料。相形之下，“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的出版意义重大，其收录的单行本不仅添加了标点，价格也较便宜，这对作为外国研究者的我们来说尤为值得庆贺。该丛刊的一大特征是在著名的日记之外也包含很多小人物的日记，如第一辑的《贺葆真日记》，此日记后文还将再次引用。
三、小人物的日记与政治事件
本文以中国大陆学界为中心，阐述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从偏重政治史到社会史等新领域兴起的趋势变化，并介绍此变化对日记史料的使用与整理出版的影响。最后，作为收束，笔者想举出一个案例，说明小人物的日记为政治史研究做出的一些贡献。
1895 年末，随着甲午战败，朝野改革呼声高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中心的在野改革派人士于北京、上海设立强学会，该团体的宗旨是启蒙士论、富强国家。其中，北京的强学会实际上作为强学书局开展书籍出版活动，1896 年1月，因御史杨崇伊上奏并弹劾其植党营私，强学书局被中央政府下令封锁。翌月，中央政府施行了御史胡孚宸将强学书局官营化的提案，派遣工部尚书孙家鼐成立官书局。关于强学书局官营化之际其性质是否发生变化的问题，向来为人熟知的史料，是在官书局成立约一个月后吴樵致汪康年的书信。吴樵在信中说：“此处除数人外，余皆以此（官书）局为升官发财之捷径，趋之若羶，而明者反置于闲，或引去，或屏迹于门。”⑦ 但是，吴樵与汪康年都是上海强学会的成员，也是北京强学书局的支持者，而这封书信的相关部分是陈述对两地强学会遭受弹压的不满，几乎是利害相关的人物在此种背景下的发言，是否可以就此采信？笔者略感疑虑。大致可解笔者之惑的，是“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一辑收录的《贺葆真日记》。贺葆真，1878 年生，直隶武强县人，他在1896年12 月6 日记下了阅读《时务报》的感想。在叙述《时务报》比此前康有为在北京刊行的《万国公报》、强学书局继之刊行的《中外纪闻》更加优秀后，贺葆真提及《官书局汇报》，言其“乃自强学会封禁后，官自为之者，多所忌讳，不及《中外纪闻》远矣”。⑧换言之，官书局出版物的价值，远比不上官书局的前身强学书局发行的《中外纪闻》，更不必说变法运动时期的代表性杂志《时务报》。所以，像这样来自读者的直率感想，更能客观地说明一个事实：对期待改革的人而言，官书局已不具备吸引力。作为戊戌变法之前奏，强学会的成立与封锁是相当重要的政治事件，《贺葆真日记》则为考察这一事件的意义提供了宝贵的信息。同时，《贺葆真日记》十分详细地记载了作者对报刊的积极阅读。新媒介的发行大多集中在以上海为代表的南方都市，它们是如何逐渐浸入北方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的？这也是能从这部日记中读出的重要信息。⑨


* 本译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18ZDA259）的成果。
** 八百谷晃义，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从事中国近代政治史、中日关系史研究。谢文君，北京大学中文系2020 级博士研究生，从事宋代文学与域外汉籍研究。
①    2017 年，岳麓书社又出版“走向世界丛书”续编六十五种。
②    2014 年改称社会史研究室。
③    刘大鹏著，乔志强标注：《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
④    《退想斋日记》稿本即将由三晋出版社影印出版。
⑤    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⑥    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藏抄稿本日记选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 年。
⑦    《吴樵·七》，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473 页。
⑧    贺葆真著，徐雁平整理：《贺葆真日记》，凤凰出版社，2014 年，第35 页。
⑨    原文载日本《大学出版》2022 年第131 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