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阐释和勾画影响中国学术思想二百余年的乾嘉学派的全貌



 

陈祖武，1943年10月生于贵州省贵阳市。1965年7月，毕业于贵州大学历史系。1981年7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2006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1998年至2008年，任历史研究所所长。2009年，被国务院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至今一直在馆员岗位履职。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学案史》《清初学术思辨录》《乾嘉学术编年》《乾嘉学派研究》《清代学术源流》《清代学者象传校补》《清史稿儒林传校读记》等。兼任全国古籍规划小组成员，主要古籍整理成果有《榕村语录》《杨园先生全集》《清儒学案》《榕村全书》等。

清代乾隆、嘉庆两朝，迄于道光中叶的百余年，经史考证，朴学大兴，成为当时的学术主流，学术史上称之为乾嘉学派。为什么会出现乾嘉学派主盟学坛的历史现象?20世纪初叶以来，我们中国的几代学人，都在不间断地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20世纪80年代末，陈祖武先生究心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承前哲时贤数十年积累。复以一己不间寒暑之文献爬梳，多历年所，千虑一得，逐渐悟到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乾嘉学派主盟学坛百年之久，实非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它是彼时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下，为宋明以降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所制约、众多历史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论究乾嘉学派，不宜孤立地以某一方面的原因把问题简单化，而应当放开视野，多方联系，力求准确地把握历史合力的交汇点，揭示出历史的本质。

前　言
第一章　乾嘉时期清廷的文化政策
第一节　经筵讲论与高宗的学术好尚
第二节　《四库全书》的编纂
第三节　《李朝实录》所见之乾嘉学术
第二章　古学复兴之风的酝酿
第一节　兴复古学的前驱
第二节　惠栋复兴汉儒《易》学的努力
第三节　卢见曾与汉学的崛起
第四节　全祖望与浙东学术
第五节　杭世骏与“三礼馆”
第六节　“贾而好儒”的“扬州二马”
第三章　经史考证主流地位的确立
第一节　戴震学说的历史命运
第二节　毕沅对经史诸学的倡导
第三节　钱大昕与苏州紫阳书院
第四节　从汪中到高邮二王
第五节　阮元与《皇清经解》
第四章　乾嘉儒林举隅
第一节　“三礼馆”总裁方苞
第二节　举业叛逆吴敬梓
第三节　朴学大儒王昶
第四节　浙东史家汪辉祖
第五节　赵翼与《陔余丛考》
第六节　考古奇儒崔述
第五章　学术随世运变迁
第一节　章学诚与乾嘉学风
第二节　汉宋学之争与考据学之趋向边缘
第三节　今文经学的复兴
第四节　唐鉴与《国朝学案小识》
第六章　乾嘉遗风与历史反思
第一节　晚清七十年之学术大势
第二节　钱宾四先生论乾嘉学术
第三节　侯外庐先生论专门汉学
第四节　乾嘉学派研究与乾嘉学术文献整理
附　录
一、读章实斋家书札记
二、章实斋集外佚札二通考证

晚清七十年之学术大势
道光中叶的鸦片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亘古未有的历史巨变。以之为肇始，迄于清朝覆亡，七十年间的中国学术界，站在时代的前列，为中国社会走出困境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以下，拟就此一历史时期的学术演进谈几点极不成熟的认识，一孔之见，难得要领，敬请读者批评。
一、经世思潮的崛起
乾隆中叶以后，正当清高宗宣扬文治、侈谈武功之时，吏治败坏，官逼民反，清王朝业已盛极而衰。嘉庆一朝，其衰颓不振集中表现为此伏彼起的南北民变。就中尤以湘黔苗民起义、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东南沿海武装反清和畿辅天理教起义，予清廷的打击最为沉重。道光前期，王朝的危机则突出地反映为鸦片输入，白银外流。前者是内忧，后者则是外患，内外夹攻，交相打击，清王朝已经日薄西山。以空前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为根据，自康熙中叶以后沉寂多年的经世思潮再度崛起，在鸦片战争前后趋于高涨，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序幕。
（一）龚自珍的经世思想
龚自珍（1792—1841），又名巩祚，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嘉庆末，以举人官内阁中书。道光九年（1829）成进士，因书法不中规矩而仍归中书原班。后擢宗人府主事，官至礼部主客司主事，兼祠祭司行走。道光十九年（1839），迫于仕宦艰险，托名避其叔父出任礼部尚书之嫌，拔足南旋。返乡后，置别业于江苏昆山徐元文故园，应聘主持杭州紫阳书院讲席，兼职江苏丹阳县云阳书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八月，在丹阳暴病而卒。
龚自珍出身于浙江望族，父祖簪缨文史，世代为官，其外祖段玉裁更是著称一时的文字学家。他自幼随父宦居京城，在家学濡染之下，为学之始即受乾嘉朴学影响。然而置身日趋加剧的社会危机之中，家庭影响毕竟是不能与社会力量相抗衡的。嘉庆十八年（1813）四月，自珍入京应顺天乡试。九月，天理教义军攻击紫禁城，朝野为之震惊。至此，所谓太平盛世已成历史陈迹，一代王朝衰象毕露。“日之将夕，悲风骤至。”江河日下的国运，志不得伸的际遇，终于驱使龚自珍“但开风气不为师”，走上一条特立独行的学以救世的道路。
嘉庆十八年，龚自珍撰成著名的《明良论》四篇，喊出了“更法”的时代呼声。他说：“待其蔽且变，而急思所以救之，恐异日之破坏条例，将有甚焉者也。”自珍敏锐地感受到一场历史大动荡行将来临，于是在随后写成的《尊隐》一文中，他再度敲响惊世之钟：“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二十一年（1816）前后，自珍再成《乙丙之际著议》二十五篇。文中，他深刻地描绘出一幅“将萎之华，惨于槁木”的“衰世”景象：“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对于这样一个是非颠倒，黑白混淆，欲使一世之人皆麻木不仁的衰世，龚自珍痛心疾首，他惊呼：“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因此，龚自珍对现存秩序的合理性大胆提出质疑，他说：“居廊庙而不讲揖让，不如卧穹庐；衣文绣而不闻德音，不如服櫜鞬；居民上、正颜色而患不尊严，不如闭宫庭；有清庐闲馆而不进元儒，不如辟牧薮。”一如《明良论》之倡言“更法”，在《乙丙之际著议》中，龚自珍再次提出了“改革”的主张，他指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
（二）魏源“以经术为治术”的主张
道光时代的思想界，魏源与龚自珍同以“绝世奇才”而齐名。他们不仅以各自学以救世的倡导，成为一时经世思潮的领袖，而且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皆是晚清学术的开风气者。
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字默深，一字汉士，湖南邵阳金潭（今属隆回县）人。他早年随父宦居京城，相继从胡承珙问汉儒经学，从刘逢禄问《春秋》公羊学，从姚学塽问宋儒理学。道光二年（1822），举顺天乡试，以博学多识，名噪京城，时谚有“记不清，问默深；记不全，问魏源”之语。后屡经会试不第，为地方督抚藩臬聘，作幕四方，于江淮盐务、河工、漕运诸大政，多所赞画。道光二十五年（1845）成进士，累官至高邮知州。咸丰初，太平军下扬州，以“贻误文报”被劾去职。晚年侨居兴化，潜心佛学，法名承贯。咸丰六年（1856），南游西湖。翌年三月，病逝于杭州僧舍。
魏源之学，始自王阳明心学入。及至北上京城，侨寓江南，广交一时耆儒硕彦，视野大开，故于乾嘉汉宋诸学，皆深知其病痛所在。立足动荡的社会现实，他终由《春秋》公羊学而转手，走向了“通经致用”的道路。与汉宋学营垒中人异趣，魏源主张“以经术为治术”，倡导“通经致用”。他说：
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曾有以通经致用为诟厉者乎？
同将经术与治术、通经与致用合为一体相一致，魏源立足现实，厚今薄古，主张把古今、“三代以上之心”与“三代以下之情势”相结合，进而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社会改革论。他就此阐述道：
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反江河之水而复归之山，得乎？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是以忠、质、文异尚，子、丑、寅异建，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况郡县之世而谈封建，阡陌之世而谈井田，笞杖之世而谈肉刑哉！
在魏源的现存经学著作中，《诗古微》和《书古微》自成体系，是最能体现他“以经术为治术”思想的著述。尽管二书逞臆武断，牵强立说，多为后世学者讥弹，但是学以经世的精神，在道咸时代的大动荡中，则又是可宝贵的财富。如果说《诗古微》《书古微》是魏源在假经术以谈治术，因而还不得不披上神圣的经学外衣的话，那么他的《皇朝经世文编》以及稍后结撰的《圣武记》《海国图志》，则是呼唤经世思潮的旗帜鲜明的呐喊。自《皇朝经世文编》出，同光诸朝，代有续辑，讫于民国，影响历久不衰。
（三）经世思想的高涨
嘉道之际崛起的经世思潮，自管同的《永命篇》倡言改革，经包世臣著《说储》主张废八股、开言路、汰冗言，具体拟议改制方案，到龚自珍社会批判思想的形成，南北呼应，不谋而合，都是一时学术界针对日趋深化的社会危机而发出的拯颓救弊呐喊。由于西方殖民者罪恶的鸦片贸易和愈益加剧的军事威胁，赋予这一思潮以新的时代内容。在道光二十年（1840）前后，时局使之迅速发生重心的转化，由拯颓救弊转向呼吁挽救民族危亡，成为近代反帝爱国斗争的先导。
在这里，首先应当表彰的是林则徐。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号少穆，晚号俟村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嘉庆十六年（1811）进士，以翰林院编修官至湖广总督。道光十八年（1838）末，以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旋任两广总督。讫于二十年九月被诬革职，两年间，林则徐雷厉风行，禁绝鸦片，加强战备，抗敌御侮。同时，又组织译员，从事外国书报的翻译，以知己知彼，抗御外侮。据陈胜粦教授研究，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外国书报，可大致归为五类：一是《澳门新闻纸》六册，并据以选辑《澳门月报》五辑；二是摘译《华事夷言》和《对华鸦片贸易罪过论》；三是据1836年伦敦出版的《世界地理大全》，译为《四洲志》；四是摘译滑达尔著《各国律例》（又译 《万国公法》）；五是翻译大炮瞄准法等武器制造应用书籍。其中《四洲志》及相关中外文献，后来皆转交魏源，辑入《海国图志》之中。
经历鸦片战争失败的打击，尤其是《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民族屈辱，魏源率先而起，探讨抗敌御侮的对策。道光二十一年（1841），他在江苏镇江晤林则徐，接过《四洲志》等资料，遵林氏嘱，纂辑《海国图志》。翌年，五十卷书成，旋即刊行。后续经增补，于咸丰二年（1852）以一百卷重刊。全书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经济、政治等诸方面情况，开宗明义即揭出撰述宗旨，乃在：“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自此，“师夷长技以制夷”遂成一时进步知识界的共识。
在介绍西方富国强兵之道的同时，魏源又着手总结清代前期的用兵经验，撰为《圣武记》十四卷。该书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秋初成，后叠经增订，于二十四年（1844）重刊。二十六年（1846）再刊。全书与《海国图志》两位一体，激励民族奋发，成为一时探讨抗御外侮途径的重要著述。同林则徐一样，在鸦片战争前后，魏源也是倡导开眼看世界的杰出先驱。
鸦片战争后，清廷的妥协退让，导致投降声浪一度甚嚣尘上。林则徐、魏源开眼看世界的经世主张，因之而多遭朝廷士大夫非议。然而当此逆境，与林、魏同调共鸣者，亦不乏其人。其中，尤以姚莹、徐继畬二人影响为大。
姚莹（1785—1853），字石甫，一字明叔，号展和，晚号幸翁，安徽桐城人。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鸦片战争期间，以台湾兵备道率一方军民抗击英国侵略军，英勇卓杰，名垂史册。《南京条约》签订后，竟因之获咎，贬谪川藏。在颠沛流离之中，他既据亲身经历所得，又“就藏人访西事”，撰成著名的《康纪行》一书。全书十六卷，接武林则徐《四洲志》和魏源《海国图志》，对世界各地的历史地理作了较之林、魏更为详尽的介绍。著者主张通过深入了解各国的情况，以从中寻求抗敌御侮的正确途径。他说：“若坐井观天，视四裔如魑魅，暗昧无知，怀柔乏术，坐致其侵凌，曾不知所忧虑，可乎？甚矣，拘迂之见，误天下国家也！”书中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英国侵略者对我西藏的觊觎，进而敦促清廷加强边防守备，尤具远见卓识。
徐继畬（1795—1873），字健男，号牧田，一号松龛，山西五台人。道光六年（1826）进士。自十六年（1836）起，历官广西浔州知府、福建延建邵道、汀漳龙道、两广盐运使、广东按察使、广西巡抚。二十六年（1846），调任福建巡抚，兼署闽浙总督。鸦片战争后，东南沿海为对外交涉之前沿，徐氏多年供职两广、福建，于各国风土人情多所了解。其间，入觐京城，宣宗曾以各国风土形势为问，徐氏奏对甚悉，后即奉命采辑成书。道光二十八年（1848），《瀛寰志略》十卷竣稿刊行。全书据中外多种图书编纂而成，所涉凡八十余国之风土人情、史地沿革和社会变迁等，尤以东南亚各国资料最称详备。由于该书编纂严谨，构图精审，足以与魏源辑《海国图志》并肩比美，成为鸦片战争后介绍世界各国情况的重要著述。因而不惟在国内风行，而且同《海国图志》一并传入日本，影响甚巨。
二、从“中体西用”到“三民主义”
咸丰间，太平天国民变如火如荼，资本主义列强剑拔弩张，清廷内外交困，国家积弱不振。于是“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思潮应运而起。同治、光绪间，此一思潮凭借时局的短暂稳定而席卷朝野。甲午中日战争清廷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三十余年的“自强新政”，被日本侵略者的炮舰击得粉碎。帝国主义列强凶相毕露，竞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瓜分风潮骤然加剧，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灾难。于是自18世纪70年代开始酝酿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潮，遂以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的高涨，迅速发展成强劲的变法维新思潮。晚清的最后十余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汹涌澎湃的时期。以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旗帜，这一思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猛烈地冲击腐朽的君主专制政治，从而推动辛亥革命的爆发，最终埋葬了清王朝。
（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晚清思想界的一个重要文化观。它以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倡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为先导，中经曾国藩、李鸿章等清廷重臣的首肯而张扬，直到由洋务派殿军张之洞撰《劝学篇》而加以总结，在洋务运动中形成和定型，风行于晚清论坛数十年。
“中体西用”文化观在晚清思想界的风行，不是一桩偶然的事情，它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从文化演进的角度而言，此一文化观的萌生，乃是鸦片战争之后，面对西方的有力挑战，朝野士大夫和知识界的积极回应。其主要目的则在于为接受西学，使之为我所用而进行呼吁。
道光中叶的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文化，以“船坚炮利”向中国文化发出了有力的挑战。如何对待这样一个挑战？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正视现实，倡言“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就是说，为了抗御西方列强的侵略，必须向他们在军事上的长处学习。在当时弥漫朝野的保守氛围中，尽管这一主张未能迅速传播，但是当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再败之后，慑于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奕、曾国藩、李鸿章等内外重臣被迫接受了严酷的现实。咸丰十年（1860），两江总督曾国藩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主张，他说：“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 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曾国藩的这一主张，同奕、李鸿章等此呼彼应，无异向朝野发出信号，即可以有选择地向西方学习，具体地说，就是向列强学习“船坚炮利”之术。
清廷重臣的思想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则来源于进步知识界的促进。在这方面，最先发出呐喊的便是冯桂芬。冯桂芬（1809—1874），字林一，号景亭，又号邓尉山人，江苏吴县人。道光二十年（1840）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右春坊右中允。后因病居乡不出，讲学著书，岿然为东南耆宿。他学有根柢，经史、小学，多所究心，于天文、历法、数学，尤多用力。面对列强侵略，他接武林则徐、魏源，于时务多有议论，且对中西文化的比较，更深入一层。咸丰十一年（1861），他的《校邠庐抗议》编成。全书二卷，凡五十篇。书中冯桂芬倡言“采西学”“制洋器”，敢于承认中国“四不如夷”，即“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因而主张在不违背“三代圣人之法”的前提下，向西方学习。他甚至说：“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一言以蔽之，冯桂芬所提出的文化观，就叫作：“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为“中体西用”文化观确立了基本格局。此后之阐发“中体西用”说者，无论是洋务派中人，还是批评洋务派的早期改良主义者，乃至倡变法以图强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皆未能从总体上逾越其藩篱。同治、光绪间的思想界，一如梁启超所论，“中体西用”之说，确乎大有“举国以为至言”之势。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张之洞推出《劝学篇》，对之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和总结。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晚号抱冰，卒谥文襄，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同治二年（1863）进士，由翰林院编修历官湖北、四川学政，山西巡抚，两广、湖广总督，晚年以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病逝。作为封疆大吏和朝廷重臣，张之洞以兴办洋务的诸多业绩，而对晚清时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与之相辅而行，身为名重朝野的儒臣，他学养深厚，政教并举，亦对晚清学术留下了深刻影响。何以要结撰《劝学篇》？张之洞于此有如下说明：
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语其祸，则共工之狂、辛有之痛，不足喻也。庙堂旰食，乾惕震厉，方将改弦以调琴瑟，异等以储将相，学堂建，特科设，海内志士发愤扼腕。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如何评价“中体西用”的文化观？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赞成冯天瑜教授的意见。冯先生认为，洋务运动初起，统治阶级中人提出这样一种“折中”的文化选择，自有其进步意义。然而在酝酿维新变法的关键时刻，依然坚持这样的文化观，力图以“中体”去抗拒变法，当然是不可取的。戊戌变法失败，政治革命已经提上日程，仍旧鼓吹“中体西用”， 就更是对抗革命舆论，妨碍思想解放，阻挠社会进步。
（二）梁启超的变法活动及学术贡献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自幼即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少年科第，才气横溢。光绪十六年（1890）春，入京会试，颓然受挫。南归途经上海，从坊间购得徐继畬所著《瀛寰志略》，始知有五大洲各国，眼界为之一开。初秋返粤，得以结识学海堂高材生陈千秋。时值康有为以布衣上书受逐，寓居广州。千秋服膺康氏学术，梁启超遂于是年八月通过千秋以弟子礼前往拜谒。这次历史性的拜谒，成为梁启超一生学术和事业的里程碑。从此，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揭开了康、梁并称的一页。
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廷腐败无能，丧师败绩。国家民族的危难，把正在万木草堂求学的梁启超召唤到荆棘丛生的政治舞台。翌年春，他北上京城。三月，清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和约的消息传来，启超与其师康有为挺身而起，组织在京会试的十八省举人，联名上书，反对割地赔款，力主拒和、迁都、变法。此后数年，启超奔走南北，投身变法救亡活动。光绪二十四年（1898），作为发生在当年的百日维新的领袖之一，他写下了自己青年时代极为悲壮的一页。
这年正月，梁启超抱病北上，二月抵京。面对西方列强的瓜分风潮，他不顾病体孱弱，冒险犯难，愤然奔走呼号。四月二十三日，以光绪皇帝颁发的定国是诏谕为标志，梁启超、康有为等志士多年来为之奋斗的变法维新，一度演成事实。八月初六日，梁启超正在谭嗣同寓所商议国事，忽然接到宫廷政变发生，光绪皇帝被软禁，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报告，而且还得悉康有为住宅已被查抄。谭嗣同决意一死报国，敦促梁启超潜往日本驻华使馆求助。后幸为日本代理公使林权助庇护，始得取道天津，投日轮东渡。从此，讫于清亡，他一直客居日本。
百日维新后的十余年间，同在政治舞台上的连年受挫相反，梁启超的学问则大为增进。当时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之后，锐意求治，无论在经济、政治、军事，还是学术文化诸方面，都一跃而成为亚洲一流强国。梁启超置身于这样一个相对开放的国度，使他得以广泛接触西方的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深入探讨日本强盛的经验。这不仅给了他以政治主张的理论依据，而且也极大地开阔了他的学术视野，使之摆脱康有为的改制、保教说，接受了西方的资产阶级进化论。梁启超抱定“读东西诸硕学之书，务衍其学说，以输入于中国”的为学宗旨，以“思想界的陈涉”自任，在这十余年间，写下了大量的、影响深远的政论文章，成为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杰出先行者之一。
作为进化论的笃信者，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起，他将此一理论引入史学领域，转而致力于中国历史学的建设，发愿编著《中国通史》。为此，他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极有价值的史学著作，其中尤以刊布于光绪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影响最巨。
在中国史学史上，梁启超第一次引进了“历史哲学”的概念。他指出：“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尤为可贵者，他正是以之为依据，朦胧地触及了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的轨迹，提出了历史进程“非为一直线”的思想。他指出：“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明此理者，可以知历史之真相矣。”梁启超就是这样以他所倡导和身体力行的“史界革命”，最早地把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引入中国，而且也使他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奠基人。
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把“史界革命”的主张诉诸实践，发表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全文原拟作十六章，惜仅写至前六章即搁笔。后来，他又于光绪三十年（1904）续作八、九章，以《近世学术》为题刊行。梁启超的这篇学术论著，虽然对章炳麟所著《訄书》多有借鉴，但是他却以较之章氏略胜一筹的高屋建瓴之势，对中国古代学术演进的历史做了鸟瞰式的勾勒。他不仅把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视为一个有公理公例可循的历史进程，而且就历史编纂学而言，则在旧有的学案体史籍基础上，酝酿了一个飞跃，开启了一条广阔而坚实的研究途径。
（三）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提出
孙中山先生（1866—1925），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是中华民国的伟大缔造者。在晚清的最后十余年间，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日趋成熟，以“三民主义”学说的提出为标志，有力地推动民主革命思潮的高涨，成为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中山先生于当年十月抵达檀香山。在他的倡导下，革命组织兴中会成立。兴中会的《盟书》《章程》，皆为中山先生草拟。在《盟书》中，中山先生为这一团体规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斗争目标。而中山先生草拟的《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则明确指出：“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苦厄日深，为害何极！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
翌年正月，中山先生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并着手准备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后因事机不密受挫，中山先生被迫流亡欧美。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廷获悉中山先生伦敦踪迹，遂由驻英使馆将先生诱捕。幸得英国友人相助，逃出使馆。从此，中山先生以中国革命家而驰名于世。他的革命思想，亦通过海外华侨和留学生向四方传播。
光绪三十年（1904），中山先生的著名论文《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在美国发表。文中，中山先生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建立中华民国的政治理想。他说：“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中山先生号召，建立“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即“把过时的……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中山先生就此指出：“这样一来，中国不但会自力更生，而且也就能解除其他国家维护中国的独立与完整的麻烦。在中国人民中有许多极有教养的能干人物，他们能够担当起组织新政府的任务。”孙中山先生满怀信心地瞻望前程，明确向全世界昭示：“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
为了实现中山先生的政治理想，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以中山先生领导的兴中会为中心，联合其他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从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趋向高涨。同年十月，中国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中山先生为该刊撰发刊词，文中，先生第一次完整地揭示了他的三民主义学说。中山先生说：
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治化焉。其他施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
一年之后，为庆祝《民报》创刊一周年，中山先生在日本发表重要演说，对他的三民主义学说做了全面阐发。中山先生指出：“兄弟想《民报》发刊以来已经一年，所讲的是三大主义：第一是民族主义，第二是民权主义，第三是民生主义。”关于民族主义，中山先生说：“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惟是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所谓民族主义，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山先生稍后所说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倾覆满洲政府”。关于民权主义，中山先生说：“至于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逐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因此归结到一句话，中山先生讲的“民权主义”，就叫作“建立民国”。关于民生主义，中山先生说：“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中山先生认为，对于社会问题应当未雨绸缪，“兄弟所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平均地权”。
中山先生的结论是：“总之，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学说，为同盟会的革命活动提供了思想指导，故而使之在思想上战胜了康有为、梁启超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并为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会通汉宋学术以求新
晚清七十年间的学术，有一潮流行之最久，亦最可注意，这便是会通汉宋，推陈出新。民国初年的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论清代学术，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王先生所说的“新”，既指当时方兴未艾的西学，同时亦应包括中国传统学术在会通汉宋中的自我更新。
（一）曾国藩与晚清理学
晚清理学，枯槁狭隘，已非宋明时代之可同日而语。惟得一曾国藩，以其事功学业相济，几呈中兴之势。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以翰林院检讨累官至大学士兼直隶、两江总督。他一生既以功业显，为洋务派重要领袖，亦以学业著，实为晚清学术界一承前启后之关键人物。
曾国藩之学术，既承桐城姚鼐遗绪，又得乡先辈唐鉴熏陶。曾国藩为学，虽承唐鉴之教，但又不拘门户。多方采获，遂终能由博返约，自成一家。乾嘉以还，汉学脱离社会实际的积弊，到曾国藩的时代已经看得很清楚。所以，在为《国朝学案小识》作跋时，曾国藩对汉学病痛进行针砭，指出：
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名目自高，诋毁日月，亦变而蔽者也。
这就是说，乾嘉学派中人引为学的之“实事求是”，在曾国藩看来，同朱子主张的“即物穷理”并无二致。
然而于汉学中人所擅长的“博核考辨”，曾国藩则并不一概抹煞。他表示：“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又说：“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对于一时朝野每以太平天国民变归咎汉学，曾国藩则持异议，他说：
君子之言也，平则致和，激则召争。辞气之轻重，积久则移易世风，党仇讼争而不知所止。曩者良知之说，诚非无蔽，必谓其酿晚明之祸，则少过矣。近者汉学之说，诚非无蔽，必谓其致粤贼之乱，则少过矣。
他说：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该，源流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故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以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
由此出发，曾国藩以转移风俗、陶铸人才为己任，极意表彰礼学，主张以之去经世济民。他说：
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秦焚书籍，汉代诸儒之所掇拾，郑康成之所以卓绝，皆以礼也。杜君卿《通典》，言礼者十居其六，其识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张子、朱子之所讨论，马贵与、王伯厚之所纂辑，莫不以礼为兢兢。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褒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厥后张蒿庵作《中庸论》，及江慎修、戴东原辈，尤以礼为先务。而秦尚书蕙田，遂纂《五礼通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
对于曾国藩在晚清学术史上的地位，已故钱宾四先生早年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有过专题讨论。宾四先生指出：“涤生论学，……虽极推唐镜海诸人，而能兼采当时汉学家、古文家长处，以补理学枯槁狭隘之病。其气象之阔大，包蕴之宏丰，……有清二百余年，固亦少见其匹矣。”大师定评，实是不刊。
（二）黄式三的实事求是之学
黄式三（1789—1862），字薇香，号儆居，晚号知非子，浙江定海人。式三早年为岁贡生，屡应乡试不售，遂绝弃举业，专意治经。他毕生为学，“以治经为天职”，主张会通汉宋，实事求是。他说：“经无汉宋，曷为学分汉宋也乎！自明季儒者疏于治经，急于讲学，喜标宗旨，始有汉学、宋学之分。”又说：“学者分汉宋为二，誉矛忘盾，誉盾忘矛，读沈征君《果堂集》而知其非矣。……惠征君定宇，治汉学者之所宗也，志君之墓则曰：‘自古理学之儒，滞于禀而文不昌；经术之士，汩于利而行不笃。君能去两短，集两长。’然则士苟志学，何不取汉宋之所长者兼法之也邪！”因之式三倡言：“天下学术之正，莫重于实事求是，而天下之大患，在于蔑古而自以为是。”
黄式三早年，即本“实事求是”为学的，撰为《汉郑君粹言》一书，以推尊郑玄学说。书中有云：
世推北海郑君康成为经学之祖，辄复以短于理义而小之。郑君果短于理义乎哉？……夫理义者，经学之本原；考据训诂者，经学之枝叶、之流委也。削其枝叶而干将枯，滞其流委而原将绝。人苦不自知，而诩诩焉以其将枯绝者，矜为有本有原，鄙意所不信。而谓好学如郑君，无本而能有枝叶，无原而能有流委，尤不敢信之矣。
而对于一时学术界中人宗汉宗宋，分门别户，黄式三深不以为然，他说：“自治经者判汉宋为两戒，各守专家，而信其所安，必并信其所未安。自欺欺人，终至欺圣欺天而不悟，是式三所甚悯也。”因此，黄式三既肯定江藩著《国朝汉学师承记》“可以救忘本失源之弊”，同时又指出：“江氏宗郑而遂黜朱，抑又偏矣。”他的结论是：“江氏宗师惠、余，揽阎、江诸公为汉学，必分宋学而二之，适以增后人之惑也。”
式三晚年，尤好礼学，认为：“礼者理也。古之所谓穷理者，即治礼之学也。尽性在此，定命在此。”式三治礼，谨守郑学，不废朱子，于封建、井田、兵赋、郊禘、宗庙、学校、明堂、宗法诸大节目，凡有疑义，多所厘正。所撰《复礼说》《崇礼说》《约礼说》三篇，荟萃一生治礼心得，提纲挈领，最得礼意。《复礼说》集中讨论礼之渊源流变，一以孔子“克己复礼为仁”为依归，他说：
礼也者，制之圣人，而秩之自天。当民之初生，礼仪未备，而本于性之所自然，发于情之不容已，礼遂行于其间。……孔圣言克己复礼为仁。复礼者，为仁之实功也，尽性之实功也。
《崇礼说》论证“礼即为德性”，进而主张以“崇礼”为根本，融尊德性与道问学于一体。文中指出：
君子崇礼以凝道者也，知礼之为德性也而尊之，知礼之宜问学也而道之，道问学所以尊德性也。……后世君子，外礼而内德性，所尊或入于虚无；去礼而滥问学，所道或流于支离。此未知崇礼之为要也。不崇礼即非至德，何以能凝至道！
《约礼说》则阐发《论语》博文约礼旨趣，并据以驳难“以心之臆见为理”“以本心之天理言礼”的诬枉。式三说：
《论语》言博文约礼，圣训章矣。礼即先王之《礼经》也。王阳明《博约说》，博其显而可见之礼曰文，约以微而难见之理曰礼。岂圣人之教，必待王氏斡补而后明乎？礼一也，分显微而二之。文与礼二也，以礼之显者为文而一之。其所谓理，谁能明之乎？……以心之臆见为理，而理已诬；以本心之天理言礼，而礼又诬。
（三）黄以周会通汉宋学术的努力
黄以周（1828—1899），字元同，号儆季，晚号哉生，浙江定海人。定海黄氏，世代力农。至以周祖兴梧，有志经学，以治《易》《诗》著名庠序。以周父式三继起，潜心经学，遍治群经，晚专以治经名家。以周幼承庭训，为学伊始，即在式三课督之下奠定经学藩篱。他六岁入塾识字，七岁便开始读《小戴记》，初知礼学。后依次读《尚书》《诗经》《周易》，打下坚实经学根柢。道光二十年（1840），英国侵略军蹂躏定海，以周随父避兵镇海之海晏乡。迄于式三病逝，二十余年间，一门朴学，治经传家。式三晚年，笃志礼学。以周亦步亦趋，专意读礼。他先是读秦蕙田《五礼通考》，病秦氏书言吉礼之好难郑玄说，军礼又太阿康成意，于是每一卷毕，皆有札记。自咸丰十年（1860）起，开始全面整理和总结历代礼学，结撰《礼书通故》，从此走上会通汉宋、表彰礼学的为学道路。时年三十三岁。
以周治礼，一秉其父之教，扫除门户，实事求是。他说：“六经之外无所谓道，六书之外无所谓学。故欲谭道者先通经，欲通经者先识字。”又说：“离故训以谈经而经晦，离经以谈道而道晦。”因此，以周主张：“去汉学之琐碎而取其大，绝宋学之空虚而核诸实。”他读《汉书·艺文志》，就《孝经》《尔雅》共编一家，成札记一篇，有云：“凡解经之书，自古分二例，一宗故训，一论大义。宗故训者，其说必精，而拘者为之，则凝滞章句，破碎大道；论大义者，其趣必博，而荡者为之，则离经空谈，违失本真。博其趣如《孝经》，精其说如《尔雅》，解经乃无流弊。《汉志》合而编之，乃所以示汉世读经之法。惜今之讲汉学、讲宋学者，分道扬镳，皆未喻斯意。”以如是之见而论《汉志》，可谓读书得间，别具只眼。
同治元年（1862），黄式三病逝，以周居丧守制，读礼不辍。至光绪四年（1878），历时十九年，《礼书通故》撰成，以周已然年逾半百。全书一百卷，自礼书、宫室、衣服、卜筮，至六书、乐律、车制、名物诸通故，附以仪节、名物二图及叙目，凡作五十目。以周所撰该书叙，梳理礼学源流，阐发著述大旨，最可见其礼学思想。他说：
夫礼唐修其五，虞典以三，夏造殷因，周礼犹醵。东迁以后，旧章云亡，孔子赞修，犹苦无征，言、曾讨论，又复错出。礼学难言，由来久矣。战国去籍，暴秦焚书，先王典章，尽为湮没。抱残守阙，汉博士之功也。分门别户，又汉博士之陋也。宣帝忧之，遂开石渠，以为不讲家法，无以明其宗旨，专守家法，又恐戾乎群经。于是令其法之异者，各陈师说，博观其义，临决称制，以定一尊。小戴次君，爰作奏议，执两用中，有合古道。白虎之论，聿追前徽，班氏孟坚，又纂通义，乃专取一己所好，尽扫群贤之议，大义虽存，师法莫考。许君叔重，裒集异议，拾戴议之遗，砭班论之锢，殽陈众见，条加案语。郑君康成，又驳其非而存其是，古礼以明。
夫西京之初，经分数家，东京以来，家分数说。一严其守，愈守愈精；一求其通，愈通愈密。诸博士，其守之精者也；戴、许二书，其通者也；郑所注书，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其密者也。唐宋以来，礼学日微，好深思者或逞臆说，好述古者又少心得。究其通弊，不出两轨。以周不揣谫陋，缀入异闻，不敢立异，亦不敢苟同，为之反复群书，日夜覃思。贤者识大，不贤识小，道苟在人，何分扃途。上自汉唐，下迄当世，经注史说，诸子杂家，谊有旁涉，随事辑录。昔者高密笺《诗》而屡易毛传，注《礼》而屡异先郑，识已精通乎六艺，学不专守于一家。是书之作，窃取兹意，以为按文究例，经生之功，实事求是，通儒之学。或者反以不分师说为我诟病，甘作先儒之佞臣，卒为古圣之乱贼，惴惴自惧，窃有不敢。


《礼书通故》成，一时经学大师俞樾欣然撰序，备加称道。俞先生说：
国朝经术昌明，大儒辈出，于是议礼之家日以精密。……而荟萃成书，集礼家之大成者，则莫如秦味经氏之《五礼通考》。曾文正公尝与余言，此书体大物博，历代典章具在于此，三通之外，得此而四，为学者不可不读之书。余读之诚然。惟秦氏之书，按而不断，无所折衷，可谓礼学之渊薮，而未足为治礼者之艺极。求其博学详说，去非求是，得以窥见先王制作之潭奥者，其在定海黄氏之书乎！……君为此书，不墨守一家之学，综贯群经，博采众论，实事求是，惟善是从。……洵足究天人之奥，通古今之宜，视秦氏《五礼通考》，博或不及，精则过之。
晚近著名经史学家胡玉缙先生为其师《礼书通故》撰写提要，亦给了该书以“体大思精”的至高评价。
《礼书通故》刊行，已是光绪十九年（1893），以周年届六十六岁。晚年的黄以周，表彰先秦诸子，沟通孔孟学说，依然专意兴复礼学。对于颜子，他表彰道：“颜子之所乐者天，而乐天之学由好礼始。……颜子所见之大，虽无容轻拟，要不越《中庸》所谓‘优优’之礼矣。……颜子有王佐才，要亦不出乎礼。”由表彰颜渊而及赵宋诸儒，以周又说：“朱子论程门高第弟子，如谢上蔡、游定夫、杨龟山皆入禅学，惟吕与叔不入禅。吕氏初学于张子横渠，湛深礼学者也。朱子之门，群推黄子勉斋为冠，黄子亦深于礼。”以周认为：“古人论学，详言礼而略言理，礼即天理之秩然者也。”因此，他的结论是：“考礼之学，即穷理之学。”本此认识，黄氏论曾子有云：“曾子之穷理，本末兼彻，经权并明，故卒能得孔孟一贯之传，又何间焉！”
对于子游、子夏，黄以周亦有专文表彰，他说：
《仪礼》之记，先儒多以为子夏作。子游之言，亦多散见于《戴记》中。二子之学，实于礼为尤长。……学士之习礼者，专尚繁文缛节，务外而遗内，不知礼意所在。子游欲挽末流之失，独作探本之论。……子夏谨守礼文而不夺其伦，子游深知礼意而不滞于迹，一沉潜，一高明，学各得其性之所近。
一谨守礼文，一深知礼义，一沉潜，一高明，黄以周之表彰子夏、子游学说，其着眼点亦在礼学。
黄以周晚年最为精意者，则是表彰子思子。为此，他以六十九岁之年，辑为《子思子辑解》七卷。以周考证：“子思困于宋作《中庸》，归于鲁作《表记》。”不惟若此，黄氏还推阐先儒旧说，以论证今本《礼记》之《坊记》《缁衣》诸篇，皆出子思手。他说：
《旧唐书》载沈约之言曰，《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诸子思子。王伯厚《艺文考证》，径引沈言。夫子思子作《中庸》，史有明文。《文选注》引子思子“民以君为心”二句及《诗》云“昔有先正”四句，今皆见《缁衣》篇。则《缁衣》出于子思子，可信。且小戴辑记，以《坊记》厕《中庸》前，《表记》《缁衣》厕《中庸》后，与大戴类取《曾子》十篇正同。《坊记》《表记》《缁衣》，皆以“子言之”发端，其文法尤相类，则休文之言益信。
近者湖北郭店楚简出，时贤多有表彰子思学说者，黄儆季先生之说，考信不诬。黄先生九泉有知，当可安息矣。
四、结语
晚清七十年，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亘古未有的历史巨变，一时朝野俊彦站在时代的前列，为中国社会之走出困境，为中国学术之谋求发展，殊途同归，百家争鸣。晚近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论清代学术，以一“新”字而言晚清，得其大体，实是不刊。七十年间，先是今文经学复兴同经世思潮崛起合流，从而揭开晚清学术史之序幕。继之洋务思潮起，新旧体用之争，一度呈席卷朝野之势。而与之同时，会通汉宋，假《公羊》以议政之风亦愈演愈烈，终成戊戌维新之思想狂飙。晚清的最后一二十年间，“以礼代理”之说蔚成风气，遂有黄以周《礼书通故》、孙诒让《周礼正义》出而集其大成。先秦诸子学之复兴，后海先河，穷源竟委，更成一时思想解放之关键。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学说挺生其间，以之为旗帜，思想解放与武装抗争相辅相成，遂孕育武昌首义而埋葬清王朝。
有清一代学术，由清初顾炎武倡“经学即理学”开启先路，至晚清曾国藩、陈澧和黄式三、以周父子会通汉宋，兴复礼学，揭出“礼学即理学”而得一总结。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潮流，历时三百年，亦随世运变迁而向会通汉宋以求新的方向演进。腐朽的清王朝虽然无可挽回地覆亡了，然而立足当世，总结既往，会通汉宋以求新的学术潮流，与融域外先进学术为我所有的民族气魄相汇合，中国学术依然在沿着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而曲折地前进。跟在别人的后面跑，是永远不会有出路的，这不就是晚清七十年的学术给我们所昭示的真理吗！
述往思来，鉴古训今。认真总结晚清七十年的学术史，对于今日及尔后中国学术和中国社会的发展，无疑是会有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