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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政治史研究的方法处理十六国史的问题,其实是一件相当冒险的事情,因为政治史研究是靠大量细节支撑的,而大量的细节又来自干丰富的材料,传世文献中十六国史的材料稀缺,远远少于有关中原汉族王朝的材料,已为人所共知。利用如此之少的材料勾勒汉赵国史的线索,不免会捉襟见肘。我在研究中经常脱出政治史的视阈,从其他的方面寻找旁证或参照,本书最后变成这个非驴非马的样子,根本原因就在这里。附录《通鉴汉赵国事迹考证》,其实是一种绝境中求生的选择,由于《御览》所载崔鸿六国春秋》残缺不全,而且多与《晋书》诸刘载记的内容重复,《魏书》中的记载也只是寥寥数语,出于竭泽而渔的考虑,笔者试图从《通鉴》中找寻补阙的内容。所幸这项工作不无收获,相信多数读者也会理解我的这份苦心。材料严重匮乏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笔者在研究中往往要借助于推测-本书俯拾皆是的猜想之词,使多数议题的立足点显得不够牢靠。
由于一向缺乏驾驭长篇论著的能力。一两万字的论文几乎是本人所能掌控的极限,因此我最初的设想,是用若干种独立成篇的论文拼成一书。但论文和专著的写法毕竟不同,本书前后照应不足大概是在所难免的。更麻烦的是,由于各章构思时往往脱离全书的总体框架,拼凑起来的书稿或许会给读者一种信马由缰的印象。其实我原本设计的章节,要比读者现在看到的多得多。未收入本书的部分计有:(1)《两汉魏晋匈奴官印考》;(2)《“故胡”、“新降”考》;(3)《“匈奴别种”辨疑》;(4)《释“我单干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5)《五部改姓与并州屠各、南匈奴的合流》;(6)《五部集团的地域化及相关问题》;(7)《<晋书•北狄•匈奴传>释名》;(8)《汉赵国社会政治结构解析》;(9)《十六国北朝大族地位升降之比较研究》;(10)《“六夷”称谓变化考》。将两份目录放在一起比较,得失竟难于判断,我觉得有些尴尬,也有些遗憾。
有关十六国史研究的一段冒险历程终于结束了,我的兴趣却依然未减。如果此书提出的问题也能引起读者的兴趣,甚至吸引一些读者参与探讨,对我将是很大的鼓舞。批评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这其实也是我冒险的代价。
我曾将本书各篇的手稿陆续发给朋友们征求意见,胡宝国、侯旭东诸兄都有重要指正。我还就书中所涉及的语言学问题向赵平安兄请教,并获得了极有启发性的提示。这里,也向他们表示谢意。
由于一向缺乏驾驭长篇论著的能力。一两万字的论文几乎是本人所能掌控的极限,因此我最初的设想,是用若干种独立成篇的论文拼成一书。但论文和专著的写法毕竟不同,本书前后照应不足大概是在所难免的。更麻烦的是,由于各章构思时往往脱离全书的总体框架,拼凑起来的书稿或许会给读者一种信马由缰的印象。其实我原本设计的章节,要比读者现在看到的多得多。未收入本书的部分计有:(1)《两汉魏晋匈奴官印考》;(2)《“故胡”、“新降”考》;(3)《“匈奴别种”辨疑》;(4)《释“我单干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5)《五部改姓与并州屠各、南匈奴的合流》;(6)《五部集团的地域化及相关问题》;(7)《<晋书•北狄•匈奴传>释名》;(8)《汉赵国社会政治结构解析》;(9)《十六国北朝大族地位升降之比较研究》;(10)《“六夷”称谓变化考》。将两份目录放在一起比较,得失竟难于判断,我觉得有些尴尬,也有些遗憾。
有关十六国史研究的一段冒险历程终于结束了,我的兴趣却依然未减。如果此书提出的问题也能引起读者的兴趣,甚至吸引一些读者参与探讨,对我将是很大的鼓舞。批评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这其实也是我冒险的代价。
我曾将本书各篇的手稿陆续发给朋友们征求意见,胡宝国、侯旭东诸兄都有重要指正。我还就书中所涉及的语言学问题向赵平安兄请教,并获得了极有启发性的提示。这里,也向他们表示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