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19—20世纪欧洲传染病防控的百科全书式比较历史研究，通过史料和理论揭示预防策略和防疫思想的变迁，既为医者也为普通读者提供一个接近和了解传染病防控、应对的万花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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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报文学增刊》：“鲍德温既是一位严谨的调查员，也是一位文体家。该书许多段落文辞优美，用词精巧，充满了幽默、有趣且让人印象深刻的历史掌故。”
《医学史公报》：“这是近来该领域最重要的一本书，也是比较史学上的一本名著，当然也是当代公共卫生领域所有史家的必读书。”
《经济史评论》：“这是一本开创性的研究，不仅整合了大量的材料，而且为从事比较分析的史家提供了一个样板，为未来研究传染病的史家提供了大量的灵感源。”
《美国医学会杂志》：“这本大胆之作具有惊人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它百科全书般的视野使这本书成为研究者一个真正的宝藏，即使单凭这一点，公共卫生史学家在未来许多年都会受惠于鲍德温。”

本书以冷静的、具有历史学独特审美风格的叙事，向读者展现出传染病侵袭下的国家应对史。本书通过比较不同国家在流行病防控史上的策略变迁，揭示影响预防决策的关键性因素。丰富详实的史料呈现和严谨客观的理论分析，展现了当时各种防疫思想的激烈交锋，同时还涉及诸多社会问题的讨论，如工人权益、宗教改革、女权运动等。疾病预防的历史并不是单纯的医学进步史，而是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人类群体发展史，裹挟着政治、社会、经济、宗教多重要素。对这本书的阅读与反思将帮助我们更客观地理解世界的防疫现状，辨析防疫决策的影响因素。阅读本书不仅为历史专业的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大历史研究的范本，为医务工作者呈现出流行病预防的历史视角，同样也为爱好历史的普通读者提供了一个接近、了解传染病防控的途径。




 

彼得•鲍德温（Peter Baldwin），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擅长医疗史和社会政策比较研究，著有《西方国家都一样？》《流行病的应对》《福利大博弈》《版权战争》等多部专著。
译者简介：
兰教材，历史学博士，历史系讲师。担任“外国历史要籍介绍与选读”“西方政治制度史”和“美国研究”等课程的教学工作。研究方向为英美近现代史。

从生物学的视角来看，每个国家面临的传染病都是一样的，但是防止或减轻流行病劫掠的预防策略，在不同的国家却极其不同。传统观点认为，导致这种区别的主要原因和政治制度、民族文化传统有关。本书认为，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对于一个国家防治传染病的策略选择确实有一定影响，但首要原因是各国在传染病流行轨道中所处的位置不同，这使他们形成了不同的反应以及对病人和社会各自的权利要求的不同预期。本书从这个视角出发，详细论证了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典在公共卫生政策方面出现差异的历史原因，以及面对诸如霍乱、天花和梅毒之类的传染病威胁时的不同反应。

第一章　预防措施的差异  
流行病的认识论
公共卫生的政治学  
病因学的二元性
预防方法的差异
阿克尔克内希特观点的过去  
第二章　霍乱来袭
专制政权的反应
一些国家国内的霍乱抗战  
卫生主义
政府的温和
风雨欲来
医学上的再审视
前线
向后转
学习曲线
一直向西：学习成为自由主义者  
第一次尝试
东欧和中欧的教训  
得出结论
第三章　进入霍乱时代  
向三十年代学习
六十年代的新转变
新检疫隔离主义的模糊性
新检疫隔离主义站稳脚跟
科赫与九十年代
实践中的科赫
三十年代的回归
病因学认识论
岔路口
检疫隔离的乐趣
商业和检疫隔离
流行病地理学
欧洲对东方的防备  
管理能力
第四章　面对柳叶刀的天花  
接种天花痘疮之前的时代  
种牛痘
强制
直接强制和反复的起诉  
反对派的出现
反种牛痘的特点
欧洲大陆的反对
反对派的成果
再次种牛痘
新检疫隔离主义和种牛痘  
差异的原因
流行病地理学
预防措施的执行
第五章　卖淫和乱交带来的梅毒  
管理的逻辑
监管主义者的理想类型  
洞穴中的形象
监管的衰落
废除主义者的挑战  
国家间的差异
废除主义的结果
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独特道路  
斯堪的纳维亚的特殊道路始自何时？  
新监管主义
高峰期
传播性病刑事化
可报告性
保密性
江湖庸医
结婚
改革
第一次世界大战
个人的预防
医疗救治
新方法
预防主题的变化
女权主义
保险
第六章　预防的政治策略  
何人受益？
源头的多样性
传统是习得的
缩略词对照
致谢
译后记

第一章
古老的格言说：“一只脚在妓院，另一只脚就在医院”，几百年前的这句话对今天同样适用。 疾病是人类的普遍现象，也是历史的产物。那些饱受疾病折磨的病人，不会从他们正在忍受的疾病仅仅是客观世界一个意外的历史产物的观点中得到些许安慰，但是学者发现疾病的多样性和可变性是不可抗拒的。疾病本身所固有的这种多样性同样包含了防止和抑制其传播的方法。从生物学的视角来看，每个国家面临的问题都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那些预防措施——希望防止或减轻流行病造成的破坏的预防策略——在不同的国家却极其不同？对于这个问题，要寻找一个答案。医疗史是与此最直接相关的学科，但是本研究的最终目的超越这一精确的学科。至少从专制主义时代以来，预防和应对传染病以及流行病已经是每个国家的一个主要任务了。当西塞罗（Cicero）劝告统治者把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高的法律时，他考虑的更多的是军事安全而非下水道，但是他的格言很快成为公共卫生的名言。这样的保护在许多方面都是典型地为了公共利益，要求在公共决策时，使潜在的搭便车者购票：逃避检疫隔离者个人的方便预示着集体的灾难；未种痘者享受着群体免疫的好处，反而拒绝为共同体做贡献；没有完成规定治疗过程的结核病患者，传播了更具抵抗力和毒性的病菌。这就引出了一个困境，将个人的自主和自由权与共同体防止有传染病的成员可能导致的灾难的权力对立了起来，从而用最根本、最紧迫和最不可避免的方式提出了协调个人和共同体冲突这一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