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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从《中国史学发展史》到本书撰写
尹达先生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出版已经整整20年了，这是一本反映当时中国史学出现“新气象”、“新趋势”的著述，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以来在史学史学科建设方面推出的第一本具有代表性的专著。
1977—1978年，尹达先生决定在历史研究所创建史学史学科研究阵地，着手组建研究室、招收研究生。短短几年的时间，史学史研究室形成规模，研究队伍不仅老、中、青年龄搭配适当，而且研究范围自先秦至20世纪前半段前后衔接。
1982年下半年，尹达先生与研究室成员讨论制定《中国史学发展史》编写原则，成立编写组，分工编写。经过大约一年时间，初稿基本完成。不幸的是，1983年夏，尹达先生却离开了我们。根据尹达先生对初稿的意见以及有关谈话，编写组继续进行讨论、修改，最后由施丁、叶桂生二位先生负责通稿，于当年10月底定稿送交出版社。书前“编者说明”中这样写着：“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对尹达同志史学生涯的一个纪念。同时，也寄托着我们的缅怀之情!”1985年7月，《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在尹达先生故乡，由中州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
在此同时，国际史学史委员会通过中国史学会，约请中国史学专家参预编写Great Historians：AN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中国史学会研究决定，“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学史研究室承办，联系人为谢保成”。经与国内30几位专家联系，在半年时间内完成全部撰写工作以及英译事项。词典分为两部，古代的一部名为Great Historians from Antiquity to 1800 :AN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Greenwood Press 1989)；现代的一部名为Great Historians of the Modern Age: AN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Greenwood Press 1991)。
然而，在尹达先生逝去十周年刚过，《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出版不到十年、历史研究所成立未满40周年之际，尹达先生创建的史学史研究室被撤销。史学史研究领域新成长起来的一支研究队伍，退的退，离的离，病的病，调的调，参加《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编写的历史研究所成员，自1994年仅有谢保成、赖长扬二人坚守在这一学科阵地。此间，史学史研究室还组织编写出版了一本《新史学五大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
接下来的数年间，我作为尹达先生在历史研究所史学史学科阵地的惟一学生，以个人微薄之力，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出版十年的时候，推出第一本断代史学史专著——《隋唐五代史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目前正在改版增订)。进而，遵循尹达先生关于“研究史学史，不仅要懂古代，还要关注现代”的思想，逐渐对20世纪史学作出力所能及的考察。由于尹达先生自认是郭沫若“私塾弟子”，我曾为尹达先生起草过几篇关于郭沫若的文稿，在《隋唐五代史学》一书之后，在三四年时间内相继推出《郭沫若评传》(《国学大师丛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二十世纪著名学者传记丛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出版)，并编辑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华学案》综合卷二(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郭沫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出版)、《二十世纪中华学案》史学卷二(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出版)两书。同时，出版了一本史学史通俗读物——《史学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出版)。
经过上述努力，出国访学归来，对部分高等院校历史系史学史学科现状进行了解之后，决定在自己退休之前，撰写一部三卷本中国史学史，自“史”的产生写至20世纪末。
在此同时，史学史学科在历史研究所逐渐被重新提起。我的写作设想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当时尚未实行重大课题制)。那时，在历史研究所史学史学科阵地，依然只有我和赖长扬二人。课题立项后，历史研究所渐渐注意到史学史学科队伍建设问题，迄今已接受史学史学科毕业博士生二人，即参加本书撰写的杨艳秋、廉敏；由我招收博士研究生二人，毕业一人，在读一人。
经过五年多时间的写作，到2004年夏课题完稿并通过结项。接着，以一年时间进行修订，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出版20周年之际定稿。
本书撰写，在指导思想、阶段划分方面基本遵循《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的编写原则，尽量保留书中提供的基本素材，同时结合新世纪史学发展、学科建设情况，尽可能吸收近20年间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作出如下一些调整：
第一，《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从史学起源写至20世纪40年代末，本书从“史”的产生写至“新史学”兴起，即下限至清末。20世纪史学，拟另作一项课题。
第二，《中国史学发展史》不是断代史学的集合，而是以史学自身发展的线索进行阶段划分的。本书继续坚持这一原则，着重史学自身发展的演变与趋势，不再以社会形态作为划分史学演变的标准，而是将按时段考察中国史学与按系列考察中国史学相结合，勾画中国史学主流与支流交错发展的实际。在按时段进行考察时，注重史学分支发展、各成系列的特点以及各个时段新发生的史学现象；在进行系列考察时，不失其时间先后顺序，着重于系列的形成与演变。
第三，《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重点放在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上”，本书作为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基础性研究成果，在注重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的同时，将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本史料三者尽可能融汇一起。基础理论方面，对历史、史学、史学史三者的关系与联系作出归纳和区分，概括出传统史学四大基本特点以及史学传统的四大利弊；考察晚清史学，关注“增其新而不变旧”、带有浓重两重性色彩的特征。基本知识方面，利用甲骨、金文以及神话传说，考察原始历史意识与神话传说的关系、“史”由不记事演变为专指“史官”、“史书”以及口述传说与成文纪事的关系，对中国史学起源作出新的探索；皇家修史制度化是中国史学一大基本特点，本书恢复了史学史著述写修史制度的做法；在按时段进行考察中，提出以往史学史著述很少涉及或完全忽视的一些问题，包括汉魏时期史学、经学、文学的关系，中唐至明“文之将史”的倾向、史学通俗化的趋势、校勘、金石、辨伪之学兴起以及佛教史学的形成与发展等等。基本史料方面，在一般情况下，本书可以作为史学史学科的史料书使用。
2006年10月是尹达先生诞辰100周年，奉献此书以为纪念!
谢保成
2005年11月
——从《中国史学发展史》到本书撰写
尹达先生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出版已经整整20年了，这是一本反映当时中国史学出现“新气象”、“新趋势”的著述，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以来在史学史学科建设方面推出的第一本具有代表性的专著。
1977—1978年，尹达先生决定在历史研究所创建史学史学科研究阵地，着手组建研究室、招收研究生。短短几年的时间，史学史研究室形成规模，研究队伍不仅老、中、青年龄搭配适当，而且研究范围自先秦至20世纪前半段前后衔接。
1982年下半年，尹达先生与研究室成员讨论制定《中国史学发展史》编写原则，成立编写组，分工编写。经过大约一年时间，初稿基本完成。不幸的是，1983年夏，尹达先生却离开了我们。根据尹达先生对初稿的意见以及有关谈话，编写组继续进行讨论、修改，最后由施丁、叶桂生二位先生负责通稿，于当年10月底定稿送交出版社。书前“编者说明”中这样写着：“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对尹达同志史学生涯的一个纪念。同时，也寄托着我们的缅怀之情!”1985年7月，《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在尹达先生故乡，由中州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
在此同时，国际史学史委员会通过中国史学会，约请中国史学专家参预编写Great Historians：AN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中国史学会研究决定，“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学史研究室承办，联系人为谢保成”。经与国内30几位专家联系，在半年时间内完成全部撰写工作以及英译事项。词典分为两部，古代的一部名为Great Historians from Antiquity to 1800 :AN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Greenwood Press 1989)；现代的一部名为Great Historians of the Modern Age: AN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Greenwood Press 1991)。
然而，在尹达先生逝去十周年刚过，《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出版不到十年、历史研究所成立未满40周年之际，尹达先生创建的史学史研究室被撤销。史学史研究领域新成长起来的一支研究队伍，退的退，离的离，病的病，调的调，参加《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编写的历史研究所成员，自1994年仅有谢保成、赖长扬二人坚守在这一学科阵地。此间，史学史研究室还组织编写出版了一本《新史学五大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出版。
接下来的数年间，我作为尹达先生在历史研究所史学史学科阵地的惟一学生，以个人微薄之力，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出版十年的时候，推出第一本断代史学史专著——《隋唐五代史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目前正在改版增订)。进而，遵循尹达先生关于“研究史学史，不仅要懂古代，还要关注现代”的思想，逐渐对20世纪史学作出力所能及的考察。由于尹达先生自认是郭沫若“私塾弟子”，我曾为尹达先生起草过几篇关于郭沫若的文稿，在《隋唐五代史学》一书之后，在三四年时间内相继推出《郭沫若评传》(《国学大师丛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二十世纪著名学者传记丛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出版)，并编辑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华学案》综合卷二(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郭沫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出版)、《二十世纪中华学案》史学卷二(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出版)两书。同时，出版了一本史学史通俗读物——《史学史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出版)。
经过上述努力，出国访学归来，对部分高等院校历史系史学史学科现状进行了解之后，决定在自己退休之前，撰写一部三卷本中国史学史，自“史”的产生写至20世纪末。
在此同时，史学史学科在历史研究所逐渐被重新提起。我的写作设想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当时尚未实行重大课题制)。那时，在历史研究所史学史学科阵地，依然只有我和赖长扬二人。课题立项后，历史研究所渐渐注意到史学史学科队伍建设问题，迄今已接受史学史学科毕业博士生二人，即参加本书撰写的杨艳秋、廉敏；由我招收博士研究生二人，毕业一人，在读一人。
经过五年多时间的写作，到2004年夏课题完稿并通过结项。接着，以一年时间进行修订，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出版20周年之际定稿。
本书撰写，在指导思想、阶段划分方面基本遵循《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的编写原则，尽量保留书中提供的基本素材，同时结合新世纪史学发展、学科建设情况，尽可能吸收近20年间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作出如下一些调整：
第一，《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从史学起源写至20世纪40年代末，本书从“史”的产生写至“新史学”兴起，即下限至清末。20世纪史学，拟另作一项课题。
第二，《中国史学发展史》不是断代史学的集合，而是以史学自身发展的线索进行阶段划分的。本书继续坚持这一原则，着重史学自身发展的演变与趋势，不再以社会形态作为划分史学演变的标准，而是将按时段考察中国史学与按系列考察中国史学相结合，勾画中国史学主流与支流交错发展的实际。在按时段进行考察时，注重史学分支发展、各成系列的特点以及各个时段新发生的史学现象；在进行系列考察时，不失其时间先后顺序，着重于系列的形成与演变。
第三，《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重点放在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上”，本书作为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基础性研究成果，在注重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的同时，将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本史料三者尽可能融汇一起。基础理论方面，对历史、史学、史学史三者的关系与联系作出归纳和区分，概括出传统史学四大基本特点以及史学传统的四大利弊；考察晚清史学，关注“增其新而不变旧”、带有浓重两重性色彩的特征。基本知识方面，利用甲骨、金文以及神话传说，考察原始历史意识与神话传说的关系、“史”由不记事演变为专指“史官”、“史书”以及口述传说与成文纪事的关系，对中国史学起源作出新的探索；皇家修史制度化是中国史学一大基本特点，本书恢复了史学史著述写修史制度的做法；在按时段进行考察中，提出以往史学史著述很少涉及或完全忽视的一些问题，包括汉魏时期史学、经学、文学的关系，中唐至明“文之将史”的倾向、史学通俗化的趋势、校勘、金石、辨伪之学兴起以及佛教史学的形成与发展等等。基本史料方面，在一般情况下，本书可以作为史学史学科的史料书使用。
2006年10月是尹达先生诞辰100周年，奉献此书以为纪念!
谢保成
200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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