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　　序
　　　　　　　　　　　　　　　　何兹全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与发展，我们策划组织了《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并把它作为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国社会史和政治史，是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主流，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史应该是研究中国史的主流。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有重视中国社会与政治史研究的传统。解放初期，侯外庐同志任历史系主任，为重视社会与政治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以后多年在白寿彝教授的主持下，这一传统一直得到了保持并有所发展。
    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迄今尚无定论，这是坏现象，也是好现象。这正好促使中国历史研究者，特别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者，对中国社会历史作更深入的研究。
    我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即开始发表了多篇关于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的论文。我在这些文章里提出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见解。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原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库”之一再版)，2003年晁福林教授出版了《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这两部书，在中国史学界都起到了推动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的作用。
    我指导的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很多学有所成，大部分成为高等学校和研究部门的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他们出版了不少有关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的专著和论文。他们也是这套丛书的主要作者。
    通观中外学术思想的历史，无论哪一门学科，往往走着一时重思想一时重材料，一时重整体一时重局部的发展路程。孔子所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篇》)，可以引申来说就是偏颇的为害。孔子高明!
    中国社会史研究虽然时间尚短，但大体上说，也不免有走这种偏颇道路的情况。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一出生就是以社会史论战的面貌出现的，偏重理论；不久就出现《食货》派，被认为重材料。解放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自然是重理论的，其结果则是被目为走向教条主义。上世纪80年代后的社会史研究又出现重材料，重局部，重个别社会问题的研究的动向。
    历史经验是值得重视的。任何一门学科都应当理论、材料并重，宏观、微观并重，不能偏重哪一方面。
    理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理论是研究深入中一点一滴积累下来的认识客观的能力。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客观的认识才一步步地深入。
    因此，理论和材料的关系是相互为用。要两条腿走路，缺一条腿就成为瘸子。
    自古就有这样一句话，说是“坐井观天曰天小。非天小也，所见者小也”。坐在井里看天，只能看到天的一部分，就说天小。不是天小，是你所看见的小。作学问，要宏观、微观结合。要能真实的看到整个社会，才能认识你看到那一部分社会和问题。研究任何一点一面的社会，必须有全面的观点，认识了社会的全面，才能真正认识你所见的部分。
    自古以来，研究学问，往往出现这两者的偏差，不是重宏观、重理论，就是重微观、重材料。
    我们编这套《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要重视历史上所走过的弯路，重视这种偏差。一本书也可能材料多些，也可能理论多些；一本书可能重在宏观，也可能重在微观。但我们希望整套书，是在理论、材料并重，宏观、微观并重的思想指导下完成的。这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的正路，是做学问的正路，也是我们编这套书的指导思想。
    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海外商品经济、技术和资本涌人中国，西方国家的学术、史学思潮和著作也涌人中国。辩证唯物史观一时有进入低潮的趋势。这是学术因素以外的人为原因造成的。辩证唯物史观还有极强的生命力，是先进的。
    我们坚持辩证唯物史观，以辩证唯物史观推动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我们坚持理论、材料并重，宏观、微观并重的道路，避免偏颇，并决定从《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做起，以后再逐步扩展，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推动中国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为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终于轮到要写后记了，此刻心情颇为复杂。几年辛苦终有结果，为之欣然，同时，又卸去一个包袱，亦轻松不少。1998年初涉北朝乡村社会研究，兴趣高涨，2002年底课题结项时则已是兴致索然。原计划结项后再做些修改、补充，特别是能与西欧中世纪乡村情况做些对比。为此也收集了不少西文著作，甚至也读了一些，同时也想为本书写个像样的前言，但终因已“移情别恋”，难以集中精力于此，只好作罢。两年中所做的只是在旧稿基础上正误补缺，面貌没有大变。
    自己感觉做研究常常是虎头蛇尾，捕捉到一个新问题，热情很高，恨不能全力以赴，尽快将问题搞清楚，可一旦问题基本弄清，准备写出来时就已经兴趣不大了，这时可能又找到了新的问题，因此往往是草草收兵。这种学无定准的情况是得是失，亦未可知。
    本书的基础是2002年底完成的199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北朝乡村社会研究”的结项报告，陈爽曾参加了这一课题的研究，本书只收录了我完成的内容。其中部分内容曾作为论文先行发表(当然本书出版时，部分篇目的标题有所改动，文字也略有调整)：《北朝村落考》，《庆祝何兹全先生九十岁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2001年。
    《汉魏六朝父系意识的成长与“宗族”问题——从北朝百姓的聚居状况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三集，威尼斯欢乐娱人棋牌，2004年。
    《北朝“三长制”四题》，《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4期。
    《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北朝的“市”：制度、行为与观念——兼论研究中国古史的方法》，《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3卷，中华书局，2001年。

    《造像记所见民众的国家认同与国家观念——北朝村里社会研究之一》，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北朝并州乐平郡石艾县安鹿交村的个案研究》，《史林》2005年第1期。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乡”与“乡吏”》，北京吴简研讨班编《吴简研究》第一辑，湖北崇文书局，2004年。
    《评谷川道雄著<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唐研究》第9卷，2003年。
    书中多数部分粗成时曾在历史所“中古史研讨会”上做过讨论，得到同仁的诸多指教，使我受益非浅。许多学界友人也予以各种帮助。社科基金的评审专家与书稿的评阅人亦提出不少意见与建议，谨此一并表示感谢。
    2001年一2002年受哈佛燕京学社邀请就此课题赴哈佛大学进修一年，其间结识许多中外学者，他们对我的研究给予许多刺激与启发，亦向他们表示感谢。

　　　　　　　　　　　　　　　　　　　　　　     侯 旭 东
　　　　　　　　　　　　　　　　　　　2005年2月16日于京北安宁庄

　　本书结合历史文献与佛教造像、碑刻等资料，以“村里”为核心，兼及村里与州县及朝廷的关系，研究北朝的基层社会及其与官方社会的互动。由于资料缺乏且分散而零乱，北朝的基层社会多年来被历史学家忽视。本书的出版既可以拓宽人们对北朝历史的视野，也可以在史学方法论上提供有益的借鉴。

从田园诗到历史——村落研究反思
　一 被遗忘的世界
　二 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农村研究
　三 方法的反省与研究的思路
北朝的村落
　一 村落的时、空分布
　二 村落的外观
　三 村落与城镇的角色互换：城—乡关系的再思考
汉魏六朝父系意识的成长与“宗族”
　一 北朝村落居民的构成
　二 汉魏六朝母方亲属的作用与九族、宗族的含义
　　1．西汉初律令中的母、妻地位
　　2．日常生活中的母方亲属
　　3．九族、宗族的多种含义
　三 父系意识的发展
　　l．从“妄变姓氏”到子从父姓
　　2．父系世系意识的强化
北朝“三长制”
　一 三长制设立年代
　二 “分置州郡”所见初立三长的成效
　三 “三长”名称
　四 “三长”地位
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空间认同
　一 乡里制考实
　二 乡里制的特点
　三 乡里制出现背景的推测
　四 乡里与村民的空间认同
北朝的“市”：制度、行为与观念
　一 市的分布、形制与管理
　二 市：买卖所之也
　三 市：交利之所，君子无故不游观
　四 刑人于市，与众弃之
　五 明刑立威
　六 都市：对外展示国力的窗口
　七 结论
北朝并州乐平郡石艾县安鹿交村的个案研究
　一 资料
　二 安鹿交村居民的来源与构成
　三 从造像活动看村民生活
造像记所见民众的国家观念与国家认同
　一 为国祈愿概观
　二 为国祈愿用语释意
　三 三个造像记中的国家
　四 民众国家认同的意义与影响
北朝朝廷视野中的“民众”
　一 朝廷对人群的分类
　二 何为“民”?
　三 君—民：为民父母，教养百姓
　四 君—牧守：共治与督责
　五 牧守—民：牧与串
代结论：朝廷、州县与村里——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
　一 村民的日常生活及其生活的核心场所：村里
　二 村里、州县与朝廷：村民的生活世界
　三 村民的世界与帝国的构造
　四 官爵名号的颁授与帝国结构及村民世界的维系、再造
附录一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乡”与“乡吏”
　一 临湘属乡与乡界
　二 乡吏及其职责
　三 乡吏的前途
附录二 评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
引用书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