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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传播译丛》总序
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异，就在于人的未特定化，因而人有超越自然的文化。哲学家深信，人不但生活在物理的世界中，同时也生活在符号的世界中。所以，亚里士多德“人是逻各斯的动物”这一经典定义，可作如下新解：人是符号和文化的动物。
人创造文化，又被文化所创造。于是，人是文化主体，同时又是文化的对象。人生存于世界上，也就意味着人在文化中。这种复杂的依赖关系，或许可以通过稍稍修改一下康德的著名公式来表述：“我在文化中，文化在我心中。”
文化总是体现为各种各样的符号，举凡人类的器具用品、行为方式，甚至思想观念，皆为文化之符号或文本。文化的创造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符号的创造。从符号的角度看，它的基本功能在于表征（representation）。符号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向人们传达某种意义。因此，从根本上说，表征一方面涉及到符号自身与意图和被表征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又和特定语境中的交流、传播、理解和解释密切相关。这么来看，所谓文化，究其本质乃是借助符号来传达意义的人类行为。所以一些文化学家坚持文化的核心就是意义的创造、交往、理解和解释。
无论从什么意义上看，文化总是和传播密不可分，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文化史家把文化传播的漫长历史做了精致的分期。大约可以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口传文化阶段、印刷文化阶段和电子文化阶段。在口传文化阶段，面对面的在场交流形式与语境，既使得交流是双向互动的，又使得传统的权威得以维持；印刷文化阶段，信息不再依赖于在场，它贮存在可移动的媒介（印刷物）中，使得不在场的交流成为可能。印刷文化出现，在跨越时空限制的同时，也动摇了传统的权威。由于读者和作者不在同一时空里，阅读活动较之于面对面交流，更加带有批判、怀疑和“改写”原本的倾向。本世纪电子媒介的出现，是人类文化传播历史上的一次空前的革命，它极大地改变了文化传播的方式，遂改变了文化自身的形态，甚至改变了生存于其中的人类生活。毫无疑问，古往今来，没有一种传播媒介像电子媒介这样深刻地影响到整个社会。
电子媒介导致了一系列新的现象。首先，它加速了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进程。通过时一空分离或时一空凝缩，“地球村”应运而生。一方面是本地生活越来越受到远处事件的“远距作用”；另一方面本土化和民族化的意识异常凸显。我们一他者、本土―异邦、民族性一世界性等范畴，不再是抽象的范畴，而是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其次，电子媒介在促进文化的集中化的同时，又造成了不可避免的零散化和碎片化。再次，电子媒介一边在扩大公共领域的疆界和范围，将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其中，但同时它又以单向传播、信息源的垄断以及程序化等形式，在暗中萎缩和削弱潜在的批判空间。复次，电子媒介以其强有力的“符号暴力”摧毁了一切传统的边界，文化趋向于同质化和类型化，但它又为各种异质因素的成长提供了某种可能。最后，电子媒介与市场的结合，必然形成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以及被动的文化行为，这似乎都和口传文化和印刷文化判然有别。
晚近一些有影响的研究，主张把媒介与文化这两个关键词连用，或曰“媒介文化”，或曰“媒介化的文化”。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它构造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塑造了我们关于自己和他者的观念；它制约着我们的价值观、情感和对世界的理解；它不断地利用高新技术，诉求于市场原则和普遍的非个人化的受众……。总而言之，媒介文化把传播和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将每一个人裹挟其中。于是，媒介文化变成我们当代日常生活的仪式和景观。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的文化情境，显然，我们对它知之甚少。
有鉴于此，本丛书着力于译介晚近西方传播和文化领域中的代表性论著，旨在拓宽视野，深化理解，进而推进本土化的研究。
周宪 许钧
1999年9月序于古城南京
中译本第一版序
马歇尔•麦克卢汉(M．McLuhan，1911―1980)是西方传播学巨匠。本书是他的成名作（1964年），它的问世犹如一场大地震，在整个西方乃至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冲击波和余震。难怪有人称麦氏是“继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思想家”。
我说《理解媒介》是大地震有两层意思：一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教书匠(他教英美文学)突然成了新思想新学科的巨人，成了跨学科的奇才；二是他的学说成了最有争议的学说。 我说它是余震也有两层含义：一是它至今震撼着西方；二是它20多年后传入中国又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麦氏的奇异思想有四条：
一、地球已成为一个小小的“环球村”(Global Village)。这个词语已成为几十亿人的口碑——虽然绝大多数人对其深刻内涵不甚了了。
二、“媒介即是讯息”。一般人认为媒介仅仅是形式，仅是信息、知识、内容的载体，它是空洞的、消极的、静态的。可是麦氏认为媒介对信息、知识、内容有强烈的反作用，它是积极的、能动的、对讯息有重大的影响，它决定着信息的清晰度和结构方式。
三、“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与人的关系是相对独立的，反过来对于人的感知有强烈的影响，不同的媒介对不同的感官起作用。书面媒介影响视觉，使人的感知成线状结构；视听媒介影响触觉，使人的感知成三维结构。
四、“冷媒介和热媒介”，低清晰度的媒介(如手稿、电话、电视、口语)叫“冷”媒介。因为它们的清晰度低，所以它们要求人深刻参与、深度卷入。因为它们的清晰度低，所以它们为受众填补其中缺失的、模糊的信息提供了机会，留下了广阔的用武之地，调动了人们再创造的能动性。反之，高清晰度的媒介叫“热”媒介，拼音文字、印刷品、广播、电影等等就是这样的热媒介。由于它们给受众提供了充分而清晰的信息，所以受众被剥夺了深刻参与的机会，被剥夺了再创造的用武之地。
即以他的第一点思想为例，足以说明麦氏思想之博大精深，他说，今日之世界已成为一个“环球村”，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如今，有不少人言必称“天下真小”，“天下越变越小”。可是天下为何会小?日益缩小的天下对人又有何影响呢?且看麦氏的观点：
1．电子媒介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地球上的重大事件借助电子传媒已实现了同步化，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不复存在，整个地球在时空范围内已缩小为弹丸之地。
2．电子媒介的同步化性质，使人类结成了一个密切相互作用、无法静居独处的、紧密的小社区。
3.人类从远古至今经历了一个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过程。游徙不定、采猎为生的洪荒时代，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是整体的、直观的把握，人的技艺是全面、多样发展的。那时的人既不会分析事物，也不会只专精一门；用麦氏的话说，那时的人是整体的人，是部落人，而不是被分割肢解的、专干一门的人。由于劳动分工的出现和拼音文字的发明，人学会了分析，同时也使自己成为被分裂切割的、残缺不全的非部落人。机械印刷术和工业化则把人推向了非部落化的极端。电子时代来临之后，人再不能只专精一门，人的感知系统不再只偏重视觉；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不再只偏重视觉、文字和线性结构——总之一句话，人不再是分裂切割、残缺不全的人。这就是更高层次上的重新部落化过程。
该书分两部。第一部是理论篇，展开论述了上述四种观点。第二部是应用篇，以第一部的理论为基础分析了从古到今的26种媒介。
从宏观的视角看，作者仿佛是凌驾于“环球村”之上的星外来客，所以他能高屋建瓴，气势磅礴地视通万里，跨越古今。他又仿佛是一位精通地球人生活一切层面的太空人，所以从微观的角度说，他能在人类广阔的学科领域中自由驰骋，请看他对一切学问如数家珍、广征博引、信手挥洒皆能成理的本事!
由于他是一位立体型的学者，所以他在涉足的一切学科领域中都能保持超脱的距离和独特的切入角度。正所谓旁观者清，他对媒介的分析常给人一种清晰、震撼的感觉。他常能言他人所不能言，见他人所不能见。
麦氏的精髓思想之一，是从一个奇特的角度将人的延伸(即媒介)一分为二；电子媒介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其余一切媒介(尤其是机械媒介)是人体个别器官的延伸。中枢神经系统把人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机体，电子媒介亦然。所以电子时代的人再不是分割肢解、残缺不全的人。人类大家庭再不是分割肢解、残缺不全的大家庭。电子时代的人类再不能过小国寡民的生活，而必须密切交往。与此相反，机械媒介(尤其是线性结构的印刷品)使人专精一门、偏重视觉，使人用分析切割的方法去认识世界，所以在过去的机械时代里，人是被分割肢解、残缺不全的畸形人。
只偏重视觉的、机械性的、专门化的谷登堡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只重逻辑思维、线性思维的人再也行不通了!电子时代的人应该是感知整合的人，应该是整体思维的人，应该是整体把握世界的人。电子时代的人是“信息采集人”。
在我看来，麦克卢汉的“中枢神经系统”，类似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类似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不过，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偏重进化和生物遗传，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强调神话的结构，而麦克卢汉的“中枢神经系统”即是人类中枢神经系统外化的电子媒介。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专家，都可以从《理解媒介》中找到奇特的参照系。仅以他对艺术的评价而言就有不少惊人之语。他批评文艺复兴时的透视法是线性结构的产物。他认为苏拉的点画法给人留下想像的空间。他认为漫画是冷媒介，电视受漫画的影响。这些观点颇为新奇。
由于他研究的媒介涉及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和一切层面——衣食住行，机械电力、语言文字、娱乐游戏、科学技术、艺术世界，所以，本书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读者都不乏教益和启示价值。
本书的英文版编辑初读书稿时十分震惊，而且对它的前途表示担心。他说：“你的材料有75％是新的。一本成功的书不能冒险去容纳10％以上的新材料。”历史业已证明，这一担心错了，这本书在西方已成为传播学的经典，它对人们认识媒介、历史和文化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我相信，中译本的问世也能逐渐发挥它的威力。
毋庸讳言，麦氏对作为人造客体的媒介的渗透力和能动性的强调，似有偏激之处，许多人对“媒介即是讯息”的命题有保留。然而，功不可没、偏不概全。他的一些思想确有振聋发聩、独辟蹊径之处。他对传播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确实作出了名垂史册的贡献。
本书对一般读者，的确是一块硬骨头，一场挑战，知识精英、莘莘学子，都面临着拓宽视野、立体发展的新任务。我们应该勇敢迎接这一挑战。
何道宽
1988年2月
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异，就在于人的未特定化，因而人有超越自然的文化。哲学家深信，人不但生活在物理的世界中，同时也生活在符号的世界中。所以，亚里士多德“人是逻各斯的动物”这一经典定义，可作如下新解：人是符号和文化的动物。
人创造文化，又被文化所创造。于是，人是文化主体，同时又是文化的对象。人生存于世界上，也就意味着人在文化中。这种复杂的依赖关系，或许可以通过稍稍修改一下康德的著名公式来表述：“我在文化中，文化在我心中。”
文化总是体现为各种各样的符号，举凡人类的器具用品、行为方式，甚至思想观念，皆为文化之符号或文本。文化的创造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符号的创造。从符号的角度看，它的基本功能在于表征（representation）。符号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向人们传达某种意义。因此，从根本上说，表征一方面涉及到符号自身与意图和被表征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又和特定语境中的交流、传播、理解和解释密切相关。这么来看，所谓文化，究其本质乃是借助符号来传达意义的人类行为。所以一些文化学家坚持文化的核心就是意义的创造、交往、理解和解释。
无论从什么意义上看，文化总是和传播密不可分，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文化史家把文化传播的漫长历史做了精致的分期。大约可以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口传文化阶段、印刷文化阶段和电子文化阶段。在口传文化阶段，面对面的在场交流形式与语境，既使得交流是双向互动的，又使得传统的权威得以维持；印刷文化阶段，信息不再依赖于在场，它贮存在可移动的媒介（印刷物）中，使得不在场的交流成为可能。印刷文化出现，在跨越时空限制的同时，也动摇了传统的权威。由于读者和作者不在同一时空里，阅读活动较之于面对面交流，更加带有批判、怀疑和“改写”原本的倾向。本世纪电子媒介的出现，是人类文化传播历史上的一次空前的革命，它极大地改变了文化传播的方式，遂改变了文化自身的形态，甚至改变了生存于其中的人类生活。毫无疑问，古往今来，没有一种传播媒介像电子媒介这样深刻地影响到整个社会。
电子媒介导致了一系列新的现象。首先，它加速了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进程。通过时一空分离或时一空凝缩，“地球村”应运而生。一方面是本地生活越来越受到远处事件的“远距作用”；另一方面本土化和民族化的意识异常凸显。我们一他者、本土―异邦、民族性一世界性等范畴，不再是抽象的范畴，而是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其次，电子媒介在促进文化的集中化的同时，又造成了不可避免的零散化和碎片化。再次，电子媒介一边在扩大公共领域的疆界和范围，将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其中，但同时它又以单向传播、信息源的垄断以及程序化等形式，在暗中萎缩和削弱潜在的批判空间。复次，电子媒介以其强有力的“符号暴力”摧毁了一切传统的边界，文化趋向于同质化和类型化，但它又为各种异质因素的成长提供了某种可能。最后，电子媒介与市场的结合，必然形成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以及被动的文化行为，这似乎都和口传文化和印刷文化判然有别。
晚近一些有影响的研究，主张把媒介与文化这两个关键词连用，或曰“媒介文化”，或曰“媒介化的文化”。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它构造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塑造了我们关于自己和他者的观念；它制约着我们的价值观、情感和对世界的理解；它不断地利用高新技术，诉求于市场原则和普遍的非个人化的受众……。总而言之，媒介文化把传播和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将每一个人裹挟其中。于是，媒介文化变成我们当代日常生活的仪式和景观。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的文化情境，显然，我们对它知之甚少。
有鉴于此，本丛书着力于译介晚近西方传播和文化领域中的代表性论著，旨在拓宽视野，深化理解，进而推进本土化的研究。
周宪 许钧
1999年9月序于古城南京
中译本第一版序
马歇尔•麦克卢汉(M．McLuhan，1911―1980)是西方传播学巨匠。本书是他的成名作（1964年），它的问世犹如一场大地震，在整个西方乃至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冲击波和余震。难怪有人称麦氏是“继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思想家”。
我说《理解媒介》是大地震有两层意思：一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教书匠(他教英美文学)突然成了新思想新学科的巨人，成了跨学科的奇才；二是他的学说成了最有争议的学说。 我说它是余震也有两层含义：一是它至今震撼着西方；二是它20多年后传入中国又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麦氏的奇异思想有四条：
一、地球已成为一个小小的“环球村”(Global Village)。这个词语已成为几十亿人的口碑——虽然绝大多数人对其深刻内涵不甚了了。
二、“媒介即是讯息”。一般人认为媒介仅仅是形式，仅是信息、知识、内容的载体，它是空洞的、消极的、静态的。可是麦氏认为媒介对信息、知识、内容有强烈的反作用，它是积极的、能动的、对讯息有重大的影响，它决定着信息的清晰度和结构方式。
三、“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与人的关系是相对独立的，反过来对于人的感知有强烈的影响，不同的媒介对不同的感官起作用。书面媒介影响视觉，使人的感知成线状结构；视听媒介影响触觉，使人的感知成三维结构。
四、“冷媒介和热媒介”，低清晰度的媒介(如手稿、电话、电视、口语)叫“冷”媒介。因为它们的清晰度低，所以它们要求人深刻参与、深度卷入。因为它们的清晰度低，所以它们为受众填补其中缺失的、模糊的信息提供了机会，留下了广阔的用武之地，调动了人们再创造的能动性。反之，高清晰度的媒介叫“热”媒介，拼音文字、印刷品、广播、电影等等就是这样的热媒介。由于它们给受众提供了充分而清晰的信息，所以受众被剥夺了深刻参与的机会，被剥夺了再创造的用武之地。
即以他的第一点思想为例，足以说明麦氏思想之博大精深，他说，今日之世界已成为一个“环球村”，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如今，有不少人言必称“天下真小”，“天下越变越小”。可是天下为何会小?日益缩小的天下对人又有何影响呢?且看麦氏的观点：
1．电子媒介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地球上的重大事件借助电子传媒已实现了同步化，空间距离和时间差异不复存在，整个地球在时空范围内已缩小为弹丸之地。
2．电子媒介的同步化性质，使人类结成了一个密切相互作用、无法静居独处的、紧密的小社区。
3.人类从远古至今经历了一个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的过程。游徙不定、采猎为生的洪荒时代，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是整体的、直观的把握，人的技艺是全面、多样发展的。那时的人既不会分析事物，也不会只专精一门；用麦氏的话说，那时的人是整体的人，是部落人，而不是被分割肢解的、专干一门的人。由于劳动分工的出现和拼音文字的发明，人学会了分析，同时也使自己成为被分裂切割的、残缺不全的非部落人。机械印刷术和工业化则把人推向了非部落化的极端。电子时代来临之后，人再不能只专精一门，人的感知系统不再只偏重视觉；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不再只偏重视觉、文字和线性结构——总之一句话，人不再是分裂切割、残缺不全的人。这就是更高层次上的重新部落化过程。
该书分两部。第一部是理论篇，展开论述了上述四种观点。第二部是应用篇，以第一部的理论为基础分析了从古到今的26种媒介。
从宏观的视角看，作者仿佛是凌驾于“环球村”之上的星外来客，所以他能高屋建瓴，气势磅礴地视通万里，跨越古今。他又仿佛是一位精通地球人生活一切层面的太空人，所以从微观的角度说，他能在人类广阔的学科领域中自由驰骋，请看他对一切学问如数家珍、广征博引、信手挥洒皆能成理的本事!
由于他是一位立体型的学者，所以他在涉足的一切学科领域中都能保持超脱的距离和独特的切入角度。正所谓旁观者清，他对媒介的分析常给人一种清晰、震撼的感觉。他常能言他人所不能言，见他人所不能见。
麦氏的精髓思想之一，是从一个奇特的角度将人的延伸(即媒介)一分为二；电子媒介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其余一切媒介(尤其是机械媒介)是人体个别器官的延伸。中枢神经系统把人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机体，电子媒介亦然。所以电子时代的人再不是分割肢解、残缺不全的人。人类大家庭再不是分割肢解、残缺不全的大家庭。电子时代的人类再不能过小国寡民的生活，而必须密切交往。与此相反，机械媒介(尤其是线性结构的印刷品)使人专精一门、偏重视觉，使人用分析切割的方法去认识世界，所以在过去的机械时代里，人是被分割肢解、残缺不全的畸形人。
只偏重视觉的、机械性的、专门化的谷登堡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只重逻辑思维、线性思维的人再也行不通了!电子时代的人应该是感知整合的人，应该是整体思维的人，应该是整体把握世界的人。电子时代的人是“信息采集人”。
在我看来，麦克卢汉的“中枢神经系统”，类似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类似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不过，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偏重进化和生物遗传，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强调神话的结构，而麦克卢汉的“中枢神经系统”即是人类中枢神经系统外化的电子媒介。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专家，都可以从《理解媒介》中找到奇特的参照系。仅以他对艺术的评价而言就有不少惊人之语。他批评文艺复兴时的透视法是线性结构的产物。他认为苏拉的点画法给人留下想像的空间。他认为漫画是冷媒介，电视受漫画的影响。这些观点颇为新奇。
由于他研究的媒介涉及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和一切层面——衣食住行，机械电力、语言文字、娱乐游戏、科学技术、艺术世界，所以，本书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读者都不乏教益和启示价值。
本书的英文版编辑初读书稿时十分震惊，而且对它的前途表示担心。他说：“你的材料有75％是新的。一本成功的书不能冒险去容纳10％以上的新材料。”历史业已证明，这一担心错了，这本书在西方已成为传播学的经典，它对人们认识媒介、历史和文化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我相信，中译本的问世也能逐渐发挥它的威力。
毋庸讳言，麦氏对作为人造客体的媒介的渗透力和能动性的强调，似有偏激之处，许多人对“媒介即是讯息”的命题有保留。然而，功不可没、偏不概全。他的一些思想确有振聋发聩、独辟蹊径之处。他对传播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确实作出了名垂史册的贡献。
本书对一般读者，的确是一块硬骨头，一场挑战，知识精英、莘莘学子，都面临着拓宽视野、立体发展的新任务。我们应该勇敢迎接这一挑战。
何道宽
1988年2月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