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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辟蹊径创新境
——序《另一种童年的告别》
唐 振 常
张倩仪女士《另一种童年的告别》是一部奇特之作。在当今著述之林中，它独辟蹊径，另开新路，从当代时流大量的自传文字记载去感受时代，研究历史，条分缕析，发而成篇。在张女士笔下，我们看见了一个消逝的时代，消逝的传统。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什么，这个传统的内容是什么，乃历历如画，展现于眼前。胡适力倡传记之作，谓其用在于“为史家找材料，为文学开新路”。此言诚是，为一时传记写作之兴，起了鸣锣开道之功。张倩仪女士利用当代时流多达150余人的自传，专门研究他们的童年，写成这么一部别开生面之作，真是独得新境了。
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时代更迭，新旧交替，于中国而言，诚所谓千古之变局，而中西文化之冲突，贯穿始终，愈演愈烈，于时所有之求变，上自意识变化，下至物质探求，思想之变易，学术之所向，制度之求革，风俗之望改，“因政教而成风俗，因风俗而成心理”(章太炎语)，无一不为此两种绝然不同的文化之冲突所衍绎以发生。在本书作者所阅读和研究的所有自传中，上而及于宏观之文化，下而见乎具体之施为，亦无一不反映了旧之逝、新之来，分门别类，条列以陈，乃所以补史籍之未载，得史事于感受，娓娓道来，如述身之所经。这也是一种史识。陈寅恪先生一生强调“在历史中求史识”，脱离开了历史，无史识可言；史识之得，于亲历其事者之缕述，亦在其中。本书作者于研究转述中传播了史识，读其书者亦可以得史识焉。是以，此作便是从名人自传中看时代与社会之作，了解何谓文化之作，何谓传统文化之作，进而便可悟出文化承传与创新之义。此作从各家作者童年之所身受，分纂为教育、家族、环境、游戏和工作、前途、价值观、宗教、女性诸篇，而尤详于教育，其所举于教育篇者，多达二十三题，此亦自然之事，主题即在“中国童年”，童年所经，自以受教为主。作者“自序”不称此为研究之得，然无研究不足以成书，其教育篇所述，更多分析，乃是以具体事例条分缕析，尤为研究有得之作，应更予留意焉。
作者近年多次返回大陆，眼见“70年代以前的中国一去不返，中国人洒血洒泪所追求的，都在十多年中以经济之手无声地做到了”。(本书“自序”)其言甚是。然作者在这本对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的传统文化的审视和研究之中，就文化之传承言，亦有所感，请见作者“自序”的两句话：“历史总喜欢跟我们开玩笑，今日放弃的，将来我们或会缅怀甚至抢救。”“人往往走完路之后，才回味路上的片段风光，而风光已经不再。若未走完即回首，是否可以减少所缴的学费?”我欣服其说。我尝言，以著名的徽州文化为例，明清之际，徽学、徽商、徽戏、徽菜，以至于徽州乡土文化建筑，是相继而起，同时大盛，其间经纬，很值得研究。何以今日经济大盛，文化则衰落不振?在经济大潮中予文化发展以应有之地位，应是亟须予考虑并采取措施的事。是书之作，或亦可以于此有启发也。
1997年3月18日于上海
(唐振常，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近代史、上海史学者。著作
有《蔡元培传》、《章太炎、吴虞论集》、《上海史》等)
——序《另一种童年的告别》
唐 振 常
张倩仪女士《另一种童年的告别》是一部奇特之作。在当今著述之林中，它独辟蹊径，另开新路，从当代时流大量的自传文字记载去感受时代，研究历史，条分缕析，发而成篇。在张女士笔下，我们看见了一个消逝的时代，消逝的传统。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什么，这个传统的内容是什么，乃历历如画，展现于眼前。胡适力倡传记之作，谓其用在于“为史家找材料，为文学开新路”。此言诚是，为一时传记写作之兴，起了鸣锣开道之功。张倩仪女士利用当代时流多达150余人的自传，专门研究他们的童年，写成这么一部别开生面之作，真是独得新境了。
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时代更迭，新旧交替，于中国而言，诚所谓千古之变局，而中西文化之冲突，贯穿始终，愈演愈烈，于时所有之求变，上自意识变化，下至物质探求，思想之变易，学术之所向，制度之求革，风俗之望改，“因政教而成风俗，因风俗而成心理”(章太炎语)，无一不为此两种绝然不同的文化之冲突所衍绎以发生。在本书作者所阅读和研究的所有自传中，上而及于宏观之文化，下而见乎具体之施为，亦无一不反映了旧之逝、新之来，分门别类，条列以陈，乃所以补史籍之未载，得史事于感受，娓娓道来，如述身之所经。这也是一种史识。陈寅恪先生一生强调“在历史中求史识”，脱离开了历史，无史识可言；史识之得，于亲历其事者之缕述，亦在其中。本书作者于研究转述中传播了史识，读其书者亦可以得史识焉。是以，此作便是从名人自传中看时代与社会之作，了解何谓文化之作，何谓传统文化之作，进而便可悟出文化承传与创新之义。此作从各家作者童年之所身受，分纂为教育、家族、环境、游戏和工作、前途、价值观、宗教、女性诸篇，而尤详于教育，其所举于教育篇者，多达二十三题，此亦自然之事，主题即在“中国童年”，童年所经，自以受教为主。作者“自序”不称此为研究之得，然无研究不足以成书，其教育篇所述，更多分析，乃是以具体事例条分缕析，尤为研究有得之作，应更予留意焉。
作者近年多次返回大陆，眼见“70年代以前的中国一去不返，中国人洒血洒泪所追求的，都在十多年中以经济之手无声地做到了”。(本书“自序”)其言甚是。然作者在这本对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的传统文化的审视和研究之中，就文化之传承言，亦有所感，请见作者“自序”的两句话：“历史总喜欢跟我们开玩笑，今日放弃的，将来我们或会缅怀甚至抢救。”“人往往走完路之后，才回味路上的片段风光，而风光已经不再。若未走完即回首，是否可以减少所缴的学费?”我欣服其说。我尝言，以著名的徽州文化为例，明清之际，徽学、徽商、徽戏、徽菜，以至于徽州乡土文化建筑，是相继而起，同时大盛，其间经纬，很值得研究。何以今日经济大盛，文化则衰落不振?在经济大潮中予文化发展以应有之地位，应是亟须予考虑并采取措施的事。是书之作，或亦可以于此有启发也。
1997年3月18日于上海
(唐振常，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近代史、上海史学者。著作
有《蔡元培传》、《章太炎、吴虞论集》、《上海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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