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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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疏凿源流，探幽观微，以丰赡的史料撰文，以清晰的思辩论证，深耕民国时期中美两国学人的汉学研究，显现这一历史时段两者汉学交流的风景。无论在中国现代史学史，尤其是汉学批评史，还是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上，本书皆做出卓越学术贡献。进言之，它助力于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张广智                      
作者自谦这是一本“小书”，实则是一本“大书”。所谓“大”之有二：一是作者就民国时期中美汉学交流进行了独特的分析；二是本书强调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时
 

吴原元，江西东乡人，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海外中国学、西文报刊与中国革命的教学和研究，出版《隔绝对峙时期的美国中国学（1949—1972）》《走进他者的汉学世界》《客居美国的民国史家与美国汉学》等学术专著以及《中华药商：中国和东南亚的消费文化》（合译）、《中华民族简史》（独译）等译著。

本书以书评、日记、回忆录、书信及中美汉学家之论著等为主要史料，从跨文化的视角出发，采用“相互对观”的复线比较模式，就中美汉学间的学人交流互动及其所生产的汉学知识在对方学术界的境遇与回响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丰富学术界对于中美文化交流以及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之认识的同时，深化了现有美国汉学史及汉学知识传播与迁移方面的研究。

序言
前言：百年来中国学人的域外汉学观及其研究进路
第一章　民国学人留学美国期间的汉学研究及影响
一、著文批驳西方对中国的曲解与偏见
二、撰著以中国问题为主题的博士论文
三、积极致力于助推美国汉学研究发展
第二章　民国时期美国来华留学生及其汉学研究
一、美国来华留学生与民国学人的交游
二、美国留学生在华期间的汉学研究
三、民国学人对美国来华留学生的帮助
第三章　民国时期中美学人的汉学研究合作
一、民国时期中美学人汉学研究合作之概况
二、民国时期中美汉学研究合作中的中国学人
三、民国时期中美学人汉学研究合作之环境
第四章　民国史家著述在美国汉学界的回响及其启示
一、美国汉学家引用民国史家著述之概况
二、美国汉学家引用民国史家著述之特点
三、余论：中国学人日渐丧失汉学话语权
第五章　民国时期美国汉学著作在中美学界的不同回响
一、民国学人视域中的美国汉学著作
二、美国学界对本国汉学著作的评议
三、中美学术界存在不同评价的原因
第六章　民国学人的域外汉学著作阅读史及其特点
一、民国学人所阅域外汉学著述之概况
二、民国学人阅读域外汉学著述之特点
三、余论：日记中的民国学人域外汉学观
第七章　民国学人对域外中国文明外源说的回应及其原因
一、中国文明之“西来说”在晚清民国知识界的回响
二、中国文明之新西来说在民国知识界的回响
三、中国文明之“渗入说”在民国知识界的回响
四、余论：文化认同危机下的回响及启示
第八章　美国兴起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发生学及其启示
一、来华经历：开启中共研究的策动源
二、文化心理：历史中国想象的破与惑
三、学术潮流：治中国学为用渐成主潮
四、冷战需要：评估中国之发展与趋向
结语　民国时期中美汉学交流之特点与历史启示
附录一　美国汉学著述在中国之目录
附录二　民国学人著述在美国之目录
后记

在激烈批判的同时，中国学界亦认为“西洋汉学的某些方面也有它值得我们注意和利用的地方”。在此时的中国学界看来，域外汉学之价值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为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观点提供了素材。邵循正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指出，之所以翻译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其“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远东国际关系史》一书中译本的“出版说明”直言不讳地道：“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和宓亨利都是所谓‘中国问题专家’。他们所写的许多关于中国的著作在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中有一定的影响。在西方国家中，至今还有一些人用他们的观点来看待中国和远东。……为了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进一步批判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理论’，并提供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我国、朝鲜等国的史实，我们特将其翻译出版，供外事部门、国际关系研究单位和史学界批判参考。”二是，域外汉学著述能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展提供有价值的史料。比如，有些域外汉学著述提供了西方帝国主义侵华活动的史实。伯尔考维茨（Nathan A. Pelcovits）的《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在叙述自鸦片战争至日俄战争的中英关系史时，“无意中暴露了关于‘中国通’在华侵略活动的材料”，这些材料“无异是侵略者自己的供状”，亦“为给我国史学界研究英国侵华史提供了一批补充材料”。菲利浦·约瑟夫（Philip Joseph）的《列强对华外交》，由于“作者运用了较丰富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方面的史料来阐述和分析这个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对华的外交政策”，从而“多少揭露了一些各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凶恶面目以及列强相互间的秘密外交，同时对这个时期帝国主义各国间的矛盾提供了不少材料”，因而“这本书对我们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与此同时，还有些汉学著述则提供了开展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需的档案资料。莱特（Stanley F. Wright）的《中国关税沿革史》主要是根据海关档案，并参考了英国外交部的档案而写成，译者认为“作为一本资料书而论，它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格林堡（Michael Greenberg）的《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亦是因为作者除了使用东印度公司档案外，“还使用了诸如怡和洋行等大量散商的档案材料以及比较详细地叙述这些初期的殖民主义者的活动”，故“对于我们研究早期的中英通商关系是有些用处”。肯德（Percy Horace Kent）的《中国铁路发展史》、里默（C. F. Remer）的《中国对外贸易》等皆因“所列材料相当丰富”或“提供了一些史料和原始档案”而被认为“颇具参考价值”。
由上可见，这一时期的中国学界在对待域外汉学时特别强调“以我为主”，体现出鲜明的价值主体性之特点。他们不仅基于确立唯物史观在学术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而对域外汉学中的诸种错误历史观及其错误理论、观点和方法展开批判，而且基于中国近代史对新政权意识形态之构建具有极端重要意义，在选译域外汉学著作时多以近代史尤其是以原始史料见长的著作为重心。客观而言，彼时中国学人基于自身的价值主体性对域外汉学所展开的批判具有值得肯定之处。众所周知，由于域外汉学家深受西方中心观之影响，且又夹杂意识形态和文化偏见，故其对中国历史文化尤其是中国近代历史存在不可避免地误读和歪曲。中国学人对域外学人著述中美化侵略或为近代以来西方侵略辩护的诸种荒谬观点所进行的揭露与批判，并不仅仅服务于当时的现实政治需要，事实上是有助于国人树立正确的中国近代史观，并为中国人建构和书写自己的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提供有益思考，即使放在今天仍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和学术意义。就中国学人对域外汉学著述中所采用的实证主义史学方法进行批判而言，当然有为确立历史唯物史观之正统和主导地位之目的，但我们亦应看到对实证方法所展开的批判本身具有合理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