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巴黎就已经成为了世界知识分子之都，音乐家、文学家、政治思想家、哲人聚集在这里，通过交谈、沙龙、咖啡馆等渠道构建出新的公共 空间、舆论法庭、权力来源。栖居于凡尔赛宫的波旁王朝统治者对此茫然无知，注定将在革命风暴面前陷入被动。帕特里斯·伊戈内认为，这也决定了巴黎扮演大革 命之都角色的过程中（从法国大革命到巴黎公社），始终受到民粹革命和意识形态化两股潮流合流的影响。他以马克思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对巴黎公社所得出的截 然相悖的评价为例，对浪漫主义化的巴黎革命精神、巴黎革命神话进行了翔实的祛魅叙述。

    巴黎作为文化之都和艺术之都的地位，在20世纪被纽约承继。即便如此，谁也不能否认，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时期以及其后的两个多世纪里，巴黎对人类文 明特别是文化艺术、政治、社会进步起到的巨大辐射影响。这种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为世人所公认，存在多样性、复杂性和延续性。在法国人、哈佛大学法国 历史教授帕特里斯·伊戈内看来，巴黎在卢梭、巴尔扎克、雨果、波德莱尔、普鲁斯特、托克维尔以及马克思等方方面面的权威记述中，被塑造成一个个表象上存在 矛盾的神话，甚至是魔幻的：革命之都、欧斯曼的现代性之都、承载着老城区神话的大都会、光明之都、神秘与罪恶之都、自然科学与趣味之都、时尚之都、理性主 义之都、宗教精神之都……

    这也意味着，巴黎对其他城市、国家和地区就某个领域的影响，很可能是基于以讹传讹的结果。按照帕特里斯·伊戈内的说法，巴黎神话的塑造，实际上搭建 起了一种错误吸收静态的、人为的、武断的、商业化符号（信息）的模型，展示的是经歪曲、简化的“真实的虚假画面”。帕特里斯·伊戈内重新梳理了近代以来的 巴黎史，依次还原了一个个“巴黎神话”。

    法国本土以及居住在巴黎的外国小说家、诗人，作品中常常描绘出两个形态上完全不同的巴黎，一个是罪恶的神秘之都，另一个则是充满文化气息的老巴黎。 所谓“罪恶的巴黎”，在文学作品中具体被描述为疾病蔓延、阴沟堵塞、垃圾恶臭、卖淫嫖娼，这显然是小说家和诗人对现代性作出的否定。拿破仑三世支持欧斯曼 开展的巴黎城市改造之前，这座城市无法适应近代化、工业化特别是大量外来移民涌入带来的发展压力。

    但到了1880年，“老巴黎神话”突然性的压过了“罪恶之都”的舆论力量，作家们笔下流露出对改造前巴黎建筑、巴黎居民生活方式的怀念，对欧斯曼大 刀阔斧开展的改造直接表达不满。巴尔扎克1861年对巴黎城市改造发表的评论被一再提及“一座没有历史的城市，到处是没有记忆的人，没有眼泪的心、没有爱 情的灵魂！一座涌动着背井离乡的流民和人满为患的城市，你可能会扩张，可能会成为世界之都；你却永远没有自己的公民……”为什么一个新神话会盖过旧神话？ 简单来说，这其中既包括法国人、巴黎居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对现代性、城市化、近代全球化弊端的认识逐渐深化的因素，也与同期欧洲民族主义思潮（并伴生了排外 思潮）有关。

    启蒙主义者认为，科学是知识的基本要素。已经于17~18世纪成为政治与文化之都的巴黎，也必然成为科学之都。那个时期的法国政治家、作家、艺术家 大多涉足某个自然科学学科的研究，也借助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用来研判政治和社会形势。帕特里斯·伊戈内指出，巴黎阶段性科学之都神话的更重要支撑因素在 于，无论是波旁王朝、拿破仑，还是19世纪内历次革命、政变后上台的法国政府主政者，不仅尊重科学家的学术自由，而且还持续向巴黎的科学研究机构提供经费 支持这个传统开创于路易十四，在他在位的最后几年，“君主政府在财政上最困难”，却仍然向 “（法国）皇家科学院”提供了慷慨资助。19世纪末，德国很好地从英国、法国学来了政府重金支持科学研究、尊重学术自由的体制，法国、巴黎却丢掉了这方面 的传统，在巴黎的一些高校、科研机构，百岁老人还在教课，原籍波兰的居里夫人这样一个个例已经无力再支撑巴黎科学神话。